棉花原種植於印度，由陸路與海路傳入中國，宋代以後，才真正傳入中原尤其是江南地區，並對江南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根據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棉花有草本、木本之分，木本棉稱木棉，又稱“攀枝花”、“吉貝”，產於嶺南。江、浙、淮所栽木棉皆指草本棉，種出南番，宋時始入江南。棉花何時傳入紹興，有一定的爭議，嘉泰《會稽誌》謂：“白疊布自一種杜子美詩所謂光明白疊巾者也，晉令曰：士卒百工毋得服越疊，蓋舊唯出於越，今無之。”《漢書》稱棉製品為白疊，似乎紹興早已有之。但宋以前的史書中，紹興並無棉花種植的直接記載。而據可靠記載，北宋時，紹興才開始零星植棉，陸遊祖父陸佃在北宋時所寫《鑒湖道中》即有“霜月滿天清不寐，篷窗吟倚木棉裘”之句，陸遊《天氣作雪戲作》中也有“細納兜羅襪，奇溫吉貝裘”的描述，說明宋代紹興已有棉花。但山陰、會稽植棉卻較晚，直至萬曆《會稽縣誌》中，才第一次出現出產木棉的記載。由於棉花適宜生長於地勢較高的漲沙之地，加上生產成本遠遠低於蠶絲織品，當安昌以北白洋山外漲沙不斷擴大、綿延“數十百裏”時，棉花很快便被引進種植，使之迅速發展成為紹興主要的棉花種植區，產值大幅攀升，達每年數十萬。會稽以北漲沙，同樣以棉花為主要經濟作物，種植麵積幾乎占全部漲沙的一半，年產量在清末約3500擔。另一方麵，棉花種植尤其是對棉花的深加工如紡紗、織布，更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清末，安昌厘局的捐稅額，花、布捐年萬有奇，貨捐七千餘，棉花和棉布兩項稅額，已超過全部貨稅，表明棉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成為當地支柱產業之一。
（三）水利建設
明清時期，特別是明代的水利建設，對安昌的勃興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關於這個問題，前人已作過一些考察，像高驤雲在《安昌記》中，就有這麼一段議論：成化守戴公，營築麻溪壩，截浦江上流，又建扁拖閘捍潮，瀕海鹵斥，漸成樂土……嘉靖守湯公，建應宿大閘於三江口，為越中溥利；萬曆守蕭公，複以安昌等村窪下，添建山西閘濟之。其明年郡誌成，安昌市遂著於錄。然則一市之肇興，視乎全邑之水利；全邑之水利，又視乎闔郡之建置。
在高驤雲看來，安昌本名不見經傳，之所以“肇興”而成市，完全因戴琥、湯紹恩、蕭良幹三公所進行的水利建設。可謂言之有理。
在這裏，他分明已看到了水利建設對安昌成市所起的巨大作用。
1.麻溪壩的營築
麻溪壩以及後敘扁拖閘的興建，是西小江綜合整治的兩個重要環節。西小江亦稱錢清江、西江，是浦陽江改道時期從臨浦至三江口的習慣稱謂，長72公裏，流域麵積1640平方公裏。在曆史上，浦陽江改道、借道西小江，其關鍵工程是於南宋初期築起了磧堰。磧堰築成，利弊得失，顯而易見，以致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堵塞、開通，河道極不穩定，一直是山會平原的心腹大患。因此，麻溪壩、扁拖閘的興建，是對浦陽江改道、借道西小江利弊得失因時因地的補救措施。
浦陽江改道西小江原有兩口，一改道口在臨浦，另一在臨浦稍南。為了解決西小江帶來的無窮災患，明宣德中，在再開磧堰口、導浦陽江西北入錢塘江的同時，始築臨浦壩，以斷浦陽江改道口。成化九年（1473），郡守戴琥對西小江采取了“上斷下泄”的綜合整治方案，在麻溪口營築麻溪土壩，橫亙南北，切斷浦陽江的改道口，使水不能入內。工成之後，“山、會、蕭三縣江水無涓滴侵入”，消除了浦陽江改道對山會平原帶來的禍患。但因麻溪壩將山陰天樂四都截出壩外，麻溪水失故道，使天樂四都3.7萬畝良田“汪然巨浸”、“十年九荒”。為了緩解天樂水患，嘉靖年間又在壩外3裏茅山西側山口築茅山閘，拒浦陽江潮洪，並泄麻溪之水，崇禎十六年（1643），劉宗周又提出三策，“上策莫如移壩，中策莫如改壩，下策莫如塞壩霪”，但遭到蕭山的強烈反對，他退而求其次，提議重修茅山閘，暫時平息了糾紛。宣統三年（1911），天樂鄉自治會呈報省谘議會，再次提議廢壩，爭議莫決。民國二年（1913）7月，大水連綿，毀壞良田，天樂48村民眾忍無可忍，齊集壩下，一日之間將麻溪壩夷而廢之，次年改壩成橋。這一長達400多年的曆史公案方告結束。民國八年（1919），由王念祖編纂的《麻溪改壩為橋始末記》出版，收集有關文獻，敘述個中恩怨，內容甚為翔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