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傳統的變革》從變革的視角，探討了近代尤其是晚清以來安昌經濟結構、行政權力、教育、信仰、習俗諸層麵的演變及其特點。就經濟結構而言，大約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安昌棉業式微；農戶因棉業衰落，不得不兼營蠶絲、花邊、織襪等業，但上述新行業在整個經濟結構中所占份額極小，僅起了拾遺補缺的作用；在安昌悄然出現的近代工業企業，數量少，規模小，基礎薄弱，影響了當地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就行政權力而言，在曆屆政府努力推進地方自治的過程中，安昌建立了鎮級行政體係，包括行政機構、稅務機構、治安機構、派出機構等；以商會力量的崛起為標誌，商人權力進一步擴展，其活動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各個層麵。就教育而言，安昌的近代教育始於晚清政府被迫實行的新政，具有數量增多、種類趨全、內容更新等特點；更重要的在於由此引發了當地社會風貌的一係列變化，如不少知識分子走出書齋，投身火熱的民主革命運動。通過接受教育，廣大婦女擴大了社交，開闊了視野，表現出對封建禮教的極大不滿，自身地位也有所提高。人們接受教育的目的發生變化，從應科舉考試轉而求一技之長，培養擇業能力。就信仰而言，安昌民間宗教信仰的基本麵未見改變，但西方基督教畢竟已傳入和滲透，在民間宗教信仰的結構之中增加了新內容，這也符合安昌民間宗教信仰具有的泛神論特點。就習俗而言，從服飾、嫁娶、歲時等看，安昌的社會習俗已發生了變化，但因總的格局未變，這些變化十分有限，而呈現舊習俗與新風尚雜糅並存的態勢。
四、資料概述
有關安昌研究的資料，大致可分成四個部分：誌書、譜牒、詩文、論著。以下試作簡單介紹。
（一）誌書
對江南市鎮的研究，前人多利用當地所存舊誌。曆代所修舊誌是研究江南市鎮的基本資料。但安昌卻無完整的舊誌，僅存清道光二十年（1840）《安昌誌·序》、《安昌記》等數頁資料。1991年夏，安昌始修新誌，200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新修《安昌鎮誌》分鎮區、經濟、政治、文教、社會、人物、叢錄七編，雖所記內容多係1949年以後的曆史，但因通貫古今，上限不拘，資料采自檔案、正史、方誌、家譜、報刊、專著、口碑、筆記，很有價值，為安昌研究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而民國二十六年（1937）由紹興修誌委員會鉛印的《紹興縣誌資料》（第一輯），雖然所收資料並不局限於安昌，卻十分珍貴，對安昌研究大有裨益。
（二）譜牒
古時較重門第，地方家族為炫耀門第，多編修譜牒。此類原生態的資料較誌書所采譜牒之部分，內容更為完備、詳盡，能較清晰地傳達家族流變、內部結構、成員作為等信息，是江南市鎮研究不可多得的資料之一。惜安昌所存譜牒並不多，僅有《山陰白洋朱氏宗譜》、《山陰安昌徐氏宗譜》、《山陰安昌婁氏家譜》幾種。
而後者係婁氏後人抄自台北某圖書館，《安昌鎮誌》新修結束以後，已歸還婁氏後人，而未能一睹真容。
（三）詩文
對安昌的自然山水、風土人情，前人曾作了許多描述，如楊鐵崖《海鄉竹枝詞》、張岱《白洋潮》等，或記述史實，或題詠景物，或流露真情，字裏行間，透露出當時安昌的真實麵貌。此類資料也將為安昌研究所使用。
（四）論著
學術研究的每一點進步，都與前人的積累和成果密切相關，本書也是如此。盡管有關安昌研究的成果並不多，僅有寥寥幾篇論文，但前人對安昌、紹興尤其是江南市鎮的研究，不論在理論、方法還是思路、資料上，都為今天的安昌研究提供了幫助。正是前人開創性的工作，為本書提供了極大便利。如果沒有這些積累，本書將遜色得多。
平心而論，直到本書動筆的那一刻，我仍忐忑不安，因為真正能比較詳細地反映安昌的曆史和文化，而使我們依此進行客觀分析的資料，卻十分有限，即使是對那些重大曆史事件、重要曆史人物，也僅有隻言片語的記載。限於資料，對其研究，困難較大。為了彌補本身資料上的稀缺，本書在敘述、解讀中不得不經常引用整個紹興地區的資料作為佐證，以間接反映安昌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