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土地之間日益突出的矛盾，形成農業生產的專業化趨勢，引起商品交換不斷增多，市場、市鎮應運而生；錢塘江江道北移，安昌以北白洋山外原淺海沼澤地，成大麵積沙地，為植棉創造了一定的條件；水利建設對安昌成市有重大作用；安昌經曆了沿海聚落-平原聚落-市鎮的演進。
第二章《安昌的成市》在考察安昌即將成為市鎮四大原因的基礎上，重點敘述了白洋朱氏家族的遷徙、沿革、家訓、家法等，凸顯大姓家族在安昌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明弘治二年（1489），有鄭鬥南者遷安昌，謀諸眾，捐地為街，捐蕩為河，安昌開市。鄭鬥南由此成為安昌走向興盛的第一代創業人。“安昌市者，山陰西北之偏隅也，瀕海而居，代奉漁鹽之賦。”在曆史時期，安昌的漁業、鹽業相對發展，在當地的經濟結構中占據重要的地位。明末清初以來，因白洋山外漲沙、安昌隔絕海洋等原因，漁業、鹽業式微。
第三章《經濟的調適》在簡單敘述安昌漁業、鹽業由盛而衰的演變過程後，首先重點研究了棉業經營。安昌的棉業經營由種植、收購、軋彈、紡紗、織布等環節組成，且以市場為導向，表現出商品化、市場化的發展趨勢。棉業不僅是當地的支柱產業，而且安昌也由此發展為江南重要的棉花、棉布生產和銷售基地之一。棉業的發展，帶動了安昌商業尤其是糧食交易的發展。本章以民國時期安昌工商71業、店鋪601家為研究對象，將“集散型商業”作為第一層次的商業，“其他商業以及服務業”作為第二層次的商業，“金融業”作為第三層次的商業，具體分析了商業業態和經營狀況，並指出每一層次商業業態的不同特點，而三個層次的商業互為關係，共同促進了安昌經濟的發展。很顯然，商業與市鎮必然相輔相成，商業依賴於市鎮的發展，而市鎮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花、布、米三業以及市鎮商業的發展，表明安昌不僅是當地商品交換的中心，而且在明清紹興市鎮體係中有相當的地位。
與所有的江南市鎮相似，安昌的人文景觀、街區風貌同樣引得現代都市人讚歎不已，但是迄今為止，具體歸納、詳細描述其人文景觀、街區風貌的文字較少。
第四章《街區的構建》討論了安昌街區的基本布局，即屬一河二街型或一字形街區。安昌的民居建築以台門著稱，並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多以姓氏命名，二是大多聚族而居。本章還重點研究了安昌古橋，安昌的古橋除有第一位的交通功能外，其觀賞、集散、文化價值也不容忽視。就集散功能而言，古橋是商鋪店家的集聚地，古橋是各類信息的傳播地，古橋是戲曲文化的發揚地。就觀賞功能而言，安昌的古橋，同樣是反映中國傳統造橋技術的聚焦點，而且小橋、流水、人家相映成趣，顯得格外和諧與親切，構成了安昌獨特的傳統人文景觀。
第五章《社會各群體》基於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從宏觀上觀察安昌的人口規模和群體結構。以安昌名幕許思湄及其所撰《秋水軒尺牘》為研究重點，詳細描述了紹興師爺漂泊顛沛、一路風塵，深居簡出、孤燈相伴，心係桑梓、故裏情深，費盡心機、謀求功名，妙筆生花、處事圓滑的生動形象。再以徐氏家族為研究的個案，分析了安昌富商大戶的基本特點，認為安昌雖有顧、婁、徐、方等姓以及徐吉生、裘仰山，但因各種因素的製約，他們很難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而成不了“寧紹商人”中的佼佼者。
開埠通商以後，安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對外貿易、市場經濟的格局之中，其經濟結構、經營方式等作了一定調整，如除棉業以外，增加了蠶絲、花邊、織襪等行業，但調整滯後而有限。
第六章《機遇與挑戰》首先討論安昌近代以來經濟結構和經營方式的調整變化，認為調整十分緩慢，並影響了安昌發展的進程；安昌受到鐵路、公路、輪船等近代交通運輸手段的輻射，從理論上推測，將極大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但在具體分析上述近代交通運輸手段的引進水平、影響程度後，獲悉其影響、作用並不大，而傳統的交通運輸手段尤其是水運依然是基本的交通運輸手段；地域空間對安昌的盛衰作用明顯。第三節在敘述曆史上安昌地域空間變遷的基礎上，重點考察了近代尤其是晚清以來安昌地域空間調整變化的影響，認為由地方自治引發的地域空間調整，動搖了安昌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對其經濟發展有較大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