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徠渠又名唐來渠，民間俗呼唐渠，從名稱上看顯然是唐朝時在這裏大量駐軍和大興營田，招徠墾殖，所修成的一條大幹渠。舊渠長212公裏，灌地46.07萬畝，引水量和灌溉麵積，均為灌區各大幹渠之首。
唐朝中後期，吐蕃部不斷內犯，攻打北方軍事重鎮靈州。《新唐書》卷二百十六下載：為了困擾靈州軍民，大曆十三年(779年)，(吐蕃)“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州，塞漢、禦史、尚書三渠以擾屯田”。《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下載：貞元八年(公元792年)，“吐蕃寇靈州……攻陷水口城……塞水口及支渠以營田”。在被吐蕃大軍破壞的幹渠中，“漢”即漢延渠，“禦史”可能就是唐徠渠的前身。在唐朝，銀川平原是國家重要的營田地區，而且又在黃河灌區中心設立靈州朔方節度使，駐有重兵。為了保證軍民的生計，鞏固邊防的安全，唐廷必然對受到破壞的各大幹渠做到及時修複。唐五代期間，堅守靈州的執政者們始終堅持在銀川平原引黃灌區大辦營田，困守孤城，所以對於引黃灌渠的維護與修繕也就一直沒有間斷過。
第三節中西文化的輻射吸收——唐代絲綢之路
盛唐時期，從長安至涼州的“絲綢之路”，暢通無阻，極為繁盛。自吐蕃占領河隴以後及晚唐時期的絲綢之路，主要通過靈州走向西域。敦煌文書中有五代時期的《西天路竟驛本》，記載了這條道路的走向，“東京（洛陽）至靈州四千裏地。靈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張掖）。又西行五日，至肅州（酒泉），又西行一日至玉門關，又西行一百裏至沙州（敦煌）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安西東南），又西行三日至沙州界……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國，又西行一千裏至月氏國，又西行一千裏至龜茲國……”這條路避開了涼州，直接抵達甘州，直至西域、西亞等國。
絲綢之路在寧夏可歸納為三個時期、三種走向。一是唐中葉以前的長安——涼州北道。二是唐末、五代及宋初使用的主線——靈州西域道。三是元代以後的六盤山——蘭州新線。唐中葉，吐蕃由青海東進，不但占據了渭河流域的上中遊，而且由六盤山區進逼關中。這樣一來，原來使用的長安——涼州南、北兩道都完全中斷，中西交通隻得另尋出路。於是，靈州西域道便應運而生。其線路以靈州為交彙點，又分東西兩路，各有兩種走法。東路：由靈州向南，經甘肅的環縣、慶陽、寧縣南下，在陝西的彬縣與長安——涼州北道交彙，此為主線；由靈州向東，經寧夏的鹽池縣，陝西的定邊縣和靖邊縣白城子東南下，最後抵達洛陽或開封，此為輔線。西路：由靈州西渡黃河，沿黃河外側經青銅峽、廣武、中寧縣的石空、中衛縣進入甘肅，最後抵達涼州，此為主線；由靈州北渡黃河至銀川，西越賀蘭山至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再經額濟納旗的居延至河西走廊，此為輔線。
靈州從唐朝大中年間起，一直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各種記載由中原去西域的《行記》，也都把靈州作為程途的首站。唐末，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大食人就沿著絲綢之路進入靈州，其中有一部分定居下來。
第四節唐代名城——靈州
靈州，古往今來，枕黃河，憑賀蘭，占水利，地靈而人傑，曆代文臣武將、文人墨客雲集靈州。名將蒙恬、衛青、郭子儀等都曾馳騁靈州；王維、杜甫、岑參等著名詩人也曾在靈州留下千古佳句。
“靈州者，南北之喉舌也。靈州失，則寧夏隔為外境而環固危，環固危則陝危。”（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二）因此，作為“關中之屏蔽，河隴之噤喉”的靈州，在我國古代史上，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五代時，因靈州西域道成為中西交通要道，靈州則為重要商貿交易市口，其中尤以馬匹交易最盛。西北各少數民族所居地盛產良馬，後唐明宗采取“馬來無駑壯皆售”的政策，高價大量收購。回鶻、吐蕃、黨項馬商不絕於路，少則數十匹，多則數千，經靈州入朝。明宗親臨禦殿接見馬商，勞以酒食，厚給馬價，每年支付白銀數萬兩。重賞之下，馬如潮水湧進，朝廷隻好改令在靈州交易。馮暉任靈武節度使，每年得良馬五千匹。這種交易一直延續到北宋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