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李晟傳附李聽傳》載：“(元和)十五年(820年)六月，（李聽）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複開決舊渠，溉田千餘頃。”《新唐書·地理誌》注“靈州回樂縣”條稱：“有特進渠，灌田六百頃，長慶四年詔開。”不僅漢代舊渠得到整修、擴建，而且新開一些渠道，如唐徠渠、七級渠、特進渠等，灌溉麵積大增，開始由銀川平原南部進至中部地帶。由於大規模的移民屯墾，至天寶元年(742年)，“人口已由貞觀十三年(639年)的二萬三千餘人增至六萬一千人”，當時，靈州駐軍兵肥馬壯，有“天下勁兵在朔方”的說法。
就屯墾政策而言，唐朝也是曆代屯田政策的分界線。唐以前的曆朝曆代，移民屯墾時政府提供全部的生產和生活資料，並在以後的數年之內不再征收賦稅。從唐代開始，政府不再無償提供生產和生活資料，而由政府借貸給移民或屯民，在一年或數年後收回相同價值的實物。為了調動移民屯田的積極性，唐朝規定凡招募移民在軍事要地屯田的，五年之內不征稅。自唐貞觀年間，政府在衍沃有屯田之州置營田使專營屯田。開元十五年(727年)，政府在“朔方五城各置田曹軍事一人，品同諸軍判司，專蒞營田。”由於政府的重視和邊鎮官軍的努力，到開元、天寶之交，到處呈現出稻浪翻滾、瓜果飄香的繁榮景象。自營田變為民屯後，銀川平原的農業生產又有了新的發展。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李聽就任靈州大都督，率部疏浚光祿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穆宗長慶四年(824年)，李聽率部再次疏浚靈州特進渠，新開墾田地六百餘頃。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戶部尚書判度支王起上疏言：靈州“田地寬廣，又複肥濃，番堪種蒔”，文宗下詔準許大力開墾。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帝以靈州“皆有良田，緣無居人，久絕耕種”，下詔把罪犯遷徙到邊地，死囚也免其死罪一同遷住，兼借農具，務使耕種，恢複了被安史之亂破壞的生產。
五代時期，寧夏雖然先後屬梁、唐、晉、漢、周等政權，但僅為政權的更迭易幟。曆任統治者均繼承唐朝在寧夏移民屯田的安置政策，在寧夏境內廣屯田以省轉餉。五代後唐明宗長興四年(933年)，汝州防禦史張希崇被任命駐守靈州，為解決軍糧匱乏問題，率鎮戍邊將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明宗親書嘉獎，升遷張希崇為靈州節度使。
三、水利開發與農牧業發展唐徠渠大壩舊址
遠在秦、漢時期，寧夏就開始了引黃河水溉田的曆史。此後，各朝代把修渠、築堰、引黃河水灌溉作為發展農業經濟的要務，唐代也是如此。從《史記·河渠書》《匈奴傳》《漢書》和《後漢書》的《西羌傳》以及虞詡、郭璜等人的傳記，到新、舊《唐書》李聽、徐自為、郭子儀等人傳記的有關史料進行綜合考察，寧夏漢延渠、唐徠渠等古渠，可能均開鑿於西漢武帝時期，後經東漢、北魏、唐間多次疏浚而逐漸形成的大渠。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唐廷令地方官修複了今銀川平原多條渠道。
唐代地理總誌《元和郡縣誌》卷四中隻記載有漢渠，唐代寧夏引黃灌區示意圖稱漢渠在靈武縣“南五十裏……其左右又有胡渠、禦吏、百家等八渠，灌田五百餘頃”。這裏所說的漢渠在靈武縣境內，靈武縣在黃河西岸青銅峽邵剛，故漢渠應指的是漢延(源)渠。
從漢延渠向北流四十餘裏有一名叫“千金陂”(今寧夏青銅峽國有連湖農場一帶)的地方，長25公裏，闊5公裏。陂，有水堤、水塘的意思。其蓄水量很大，在“千金陂”的左右，還有胡渠、禦史渠、百家渠等八條支渠，共溉田500餘頃。靈武縣南30公裏的薄骨律渠，可灌溉1000餘頃。在河東有靈州南的七級渠、漢伯渠。元和十五年(820年)，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聽對靈州境內光祿渠重新加以修浚，溉良田1000餘頃。
長慶四年(824年)，靈州特進渠又被修通，溉田600餘頃。唐代由於進行大規模的水利開發，銀川平原地區有可灌溉的良田50000多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