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問題
另一個需要提出討論的問題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問題。這一命題的正式提出，見於《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第1期發表的陳思和先生的《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幾點思考》一文，但作者開始提及“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則更早。如果我們不涉及相關論述的具體內容，那麼，這一提法的正確性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所以它和任何國別文學一樣，理所當然地具有“世界性因素”。但是，一旦進人相關的具體闡述，就必然不能回避一係列問題，比如，什麼是“世界性因素”？從什麼時候起中國文學才開始具有“世界性因素”？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是完全自發生成的，還是在各國文學廣泛交流的大背景下逐漸獲得的？甚至還可以探問：為什麼要提出“世界性因素”的命題？這一提法的理論意義和對於文學研究的實踐意義究竟何在？
《思考》一文給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所下的定義是：“在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中，以中國文學史上可供置於世界文學背景下考察、比較、分析的因素為對象的研究，其方法必然是跨越語言、國別和民族的比較研究。”不過，這一定義似乎並未給出關於“世界性因素”的明確表述。2011年，作者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對此做了一些重要補充：“在國際間的交流越來越密切的環境下，人們在相似的環境下麵對同一現象，有可能不通過直接的影響關係來達到某些思考結論的相似性。”四作者把對這種相似性關係的研究稱之為“世界性因素”的研究。在2001年的文章中，作者還做了如下說明，即：“既然中國文學的發展已經被納人世界格局，那它與世界的關係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動接受，它已經成為世界體係的一個單元。在其自身的運動（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響）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審美意識，不管與外來文化的影響是否有直接關係，都是以自身的獨特麵貌加入世界文學行列，並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內容。”
關於為什麼要提出“世界性因素”這一命題，《思考》一文指出：“它的問題是針對了所謂‘外來影響’考證的不可靠性和‘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的觀念的虛擬性前提，也就是在這一點上它對傳統的影響研究方法和觀念具有顛覆性。”作者說，他本人也曾相當自信於一些“外來影響”的材料，但是在準備撰寫中外文學關係史時，卻發現許多結論都無法被證實，相反，倒是有大量的似是而非的結論可以被證偽，於是便對實證研究到底能否證實中外文學關係上的“外來影響”產生了懷疑。這就是說，作者似乎是因為未能找到充分、可靠的實證材料而對實證研究方法和“影響研究”產生了懷疑，並由“不能證實”外來影響而打算否定“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這一學界公認的結論。作者的這一思路，使人們不能不懷疑“世界性因素”這一理論設想的科學性。
這裏首先遇到的是“世界性因素”形成的問題。《思考》一文承認：中國文學的發展已經被納入世界格局，已經成為世界體係的一個單元，世界文學思潮也不斷刺激、影響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但是作者卻沒有說明，究竟從什麼時候起，在什麼樣的背景下，中國文學的發展被納人世界格局並開始具有“世界性因素”的。如果“世界格局”和世界各國文化與文學的廣泛交流相聯係，如果“世界性因素”和進入現代以來的世界文學及其現代意識相關聯，那麼可以肯定，19世紀以前的中國古代文學顯然未曾被納人世界格局，也並不具備這種“世界性因素”。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特別是歐美近現代文學開始發生日益頻繁的交流和撞擊，中國文學在其發展中出現一種深刻的斷裂和顯著的變化之後，才開始被納人世界格局，中國新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才開始誕生，中國文學才開始具有“世界性因素”。因此，“中國新文學的誕生不是傳統文學自身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在世界文學的影響下出現的一種新質文學，是中國文學彙入世界文學潮流的產物。”新文學所包含與顯示的“世界性因素”也不是自發生成的，而是在與各國文學廣泛交流的大背景下逐漸獲得的。
擁有漫長曆史和偉大傳統的中國文學發展進程中的斷裂，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步，竟是以對於外來文學的攝取為契機的，這一曆史現象毫不奇怪。如果說，封建主義的農耕經濟和農業文明，可以在各民族內部，在一種封閉的狀態下生成、存活與成熟，那麼，現代大工業經濟和現代文化的命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其生長和發展必然伴隨著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往來。現代文學的誕生也同樣離不開各民族文學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時，曾論及隨著世界市場的開拓，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各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日益被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所代替，物質的生產和精神的生產都是如此。現代中國文學的生成為馬恩的論斷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它不會萌發於和外來文學進行對話之前，不是作為傳統文學結構內在演變的結果而出現的，而隻能是意味著一種全新的文學格局的形成。一部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史，就是不斷審視、選擇、吸納、整合外來文學，又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創造性轉換、革新和超越的曆史。
國內已有諸多學者指出並論證了中國新文學的發生以及後來的發展，都離不開外來文學的影響。無庸贅言，這並不等於否認中國新文學自身有任何“自發性成分”，也不等於斷言外來影響是造就中國新文學的唯一原因，更不等於認為中國新文學的每一步發展統統都是外來文學影響的曆史結果。任何事物的發生與發展，都是“內因”通過“外因“而起作用。外來文學的影響，正是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外因之一。
提出“世界性因素”的命題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在《思考》一文看來，過去“影響研究”中的比較是不平等的，其背後的文化觀念上潛伏著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對立，似乎在“影響源”那裏先存在著一個“世界性因素”的樣板，“接受者”則要靠攏、模仿這一先驗的樣板；從事“影響研究”，不管如何強調接受者主體性的一麵，都無法解釋中國文化在創新發展中沒有接受影響的另一麵。對此觀點，有的論者曾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的要害在於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作為世界現代文學發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揭示其世界性因素的內涵；或認為這一命題的提出強調了中國文學的主體性，有助於顯豁中國文學中自身的創造性成分。
不難看出，“世界性因素”命題的提出，既顯示出強烈的反“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又洋溢著高昂的民族自信心。提出者所思考的，其實是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中國學者的闡釋立場，以及在這一關係中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定位問題，從文學研究的側麵表達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全球化意識形態背景下的文化理想與應對策略。
然而我們認為，這裏至少有以下幾點可以討論。第一，如果說“影響研究”中存在著某種“不平等”，那麼它並不是研究者所能設定的，而是客觀存在的。古羅馬詩人賀拉斯曾說過：希臘被羅馬征服，但它反過來又以自己發達的文化征服了羅馬。就像古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的關係那樣，兩種文化的區別、差異和不對等，其實就是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使各種影響得以產生的條件之一。應當承認不平等的存在。往往不是我們選擇了曆史，而是曆史選擇了我們。
其次，被影響者的文化、文學的主體性或其中自身的創造性成分，它的有無和多寡，“影響源”對“接受者”是否產生了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大小，同樣是客觀存在的，既不會因為研究者的強調、張揚而增多也不會因為研究者的淡化、遮蔽而消失或減少。在這方麵，研究者所做的工作隻是發現、揭示、梳理、描述和論證。要實現“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文學在對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構起‘世界’文學的複雜模式”，進而“在平等層麵上構成人類世界的豐富文化”這樣的宏偉目標，不是比較文學研究者通過強調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所能達到的，而隻能依靠中國文學一文化創造者們自身的努力。
再次，不必用強勢與弱勢、先進與落後、高與低、優與劣等二元對立範疇來看待影響者和被影響者之間的關係，影響了別人固然可以一度有某種優越感，接受了別人的影響卻未必有什麼不光彩。雨果、巴爾紮克、狄更斯和庫柏都受到司各特的影響，普希金受到拜倫的影響，托爾斯泰受到斯丹達爾的影響，魯迅、巴金和曹禺等中國現代作家都受到諸多外國作家的影響，但這絲毫也無損於他們自身的成就、意義和獨創性。一個作家是如此，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文學也是如此。對於後者而言，善於不斷地接受良好的影響，正是反省弊端、彌補缺陷、匡正陋習，提高自身並進行創造性轉換的必要條件。
還有，文化和文學中的外來影響，既有正麵的、積極的，也有負麵的、消極的，如隨著蘇聯個人崇拜而形成的日丹諾夫主義和極左文學思潮，20世紀後期西方文學中的某些“身體寫作”、“兒童不宜”作品對中國文學的有害影響，前者曾導致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急劇左傾化，惡劣影響中國文學長達三、四十年之久，直至把它推倒幾乎完全崩潰的邊緣；後者則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們陷入哈羅德·布羅姆所說的“一個閱讀史上最糟糕的時刻”，“一個文字文化的顯著衰退期”，正在摧毀語言藝術領域的一切高雅美學標準。在考察這類影響時，就更無須有意突出“中國文學的主體性”和自身的創造性成分了，而是應著重總結和反思接受外來文學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