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提出“世界性因素”命題的意義，《思考》一文認為它從方法上超越了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二元對立範疇。但正如有的論者曾指出的，它實際上仍然屬於平行研究。如前文所引“在相似的環境下麵對同一現象，有可能不通過直接的影響關係來達到某些思考結論的相似性”，對此進行研究其實還是一種平行研究或類同研究，這也就是通常所謂不同作家（分屬於不同民族、國別文學）的“同步思考”。“世界性因素”命題試圖顛覆的“影響研究”，其意義也遠遠不限於“主要在於收集一些譯介方麵和作家知識結構方麵的資料”，不限於找尋“影響源”與“接受者”之間的事實聯係，勾勒出影響和被影響的“經過路線”。事實上，“影響研究”不僅研究一種文學在另一民族（國度、文化圈等）的譯介、傳播、接受和影響，還研究作為“接受者”一方的文學對於“影響源”的理解、闡釋、借鑒、轉換和超越。更為重要的是，“影響研究”還包括以下兩個容易被忽略的方麵：
第一，考察“接受者”對於“影響源”的接受側重，以及其問有意無意的排拒和遺落，探討製約和決定這種“選擇與失落”的曆史文化傳統層麵的遠因和現實需求層麵的近因，考察“接受者”做出如此這般的選擇給自身（的文學）帶來的正負麵影響。
第二，由於影響的產生既基於“影響源”的特質，又取決於“接受者”的理解和闡釋，所以對於一種文學現象（文學思潮、流派、運動、作家和作品等），“接受者”和“放送者”所做的評價和判斷有何異同，以及造成這些異同的原因和形成某種偏差、“誤讀”後出現的結果，同樣是“影響研究”所要關注的。
因此，我們切不可把“影響研究”的視野收縮得小而又小，把它的意義簡單化。當然，“影響研究”畢竟隻是對於兩種文學間的關係的一種研究，它並不肩負全麵描述和評價兩種文學本身的成就、價值和獨創的使命，我們顯然不能因為“影響研究”研究範圍的這種有限性而幹脆將其徹底顛覆和完全摒棄。
“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這一命題的提出，對於強調中國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的主體性，使研究者們更為關注中國文學中自身的創造性成分，是很為有益的。但是，由於這一理論設想基於對“影響研究”的狹隘而片麵的理解，顯示出否認“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這一文學史事實，在方法上也並未超越平行研究或類同研究的舊有框架，所以它在理論上的創新性極為有限，在比較文學研究實踐中也難以發揮任何有效的作用。
三、比較文學研究的“困難"
關於比較文學研究，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曾經發表過精辟的見解。他說：“從曆史上看，各國發展比較文學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係，研究本國作家與外國作家的相互影響。”“要發展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研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係。”但是，如此重要的任務和應當最先完成的工作，我們至今還遠遠談不上已經完成。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語言問題。語言的隔膜成為我們透徹了解別國文學的障礙，中外文學關係的研究當然也就難以深人。所以仍然是錢鍾書先生早就強調過掌握外語對於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意義。進入2l世紀，美國學者J.希利斯·米勒在《比較文學的（語言）危機》一文中重提這一問題。米勒寫道：“我認為比較文學永久的危機並不在於理論或方法論上的分歧，而是在於翻譯的問題，這裏的翻譯是廣義的概念。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其中心問題並不是‘理論’，而是難以解決的翻譯問題，無論是語言之間的翻譯，文化之間的翻譯，還是從（一種）亞文化到另一亞文化之間的翻譯，都十分令人棘手。”
作為一種跨語言、跨民族的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研究者必須能夠順利閱讀至少兩種不同的語言的作品文本。這是進行比較文學研究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國內學者錢中文先生曾清楚明白地說過：“對於比較文學研究，我總覺得這是一門十分困難的學問。你要比較，那你應該對你比較的對象要有真正的理解，要有真正的發言權。所謂發言權，就是你真正研究過你所要比較的對象，本國的、外國的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現象，在對中外的某幾個作家、某段文學史的研究中，你確有心得，有見解，否則你比較什麼，又怎樣比較？”
但是，並非所有的研究者都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有人誤以為比較文學研究似乎可以不受研究者所學外語語種以及和該語種相聯係的某一語種（國別）文學的知識背景的限製，可以自由地進行超越於、淩駕於中國文學和某一具體外語語種（外國國別）文學之外、之上的研究，甚至不掌握任何一種外語也可以進行比較文學研究。未能引起人們充分注意的是：正如外國文學研究者隻能深入研究和他所掌握的外語語種相聯係的某一語種（國別）文學一樣，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也隻能把中國文學和他所掌握的某一具體外語語種（外國國別）文學作為自己“比較”的對象——研究範圍的大小，從根本上說是取決於研究者所掌握的外語語種的多少。實際上，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內，所有的涉外學科，都存在一個外語的問題，對於比較文學學科而言，當然更沒有豁免權。如果說，外國文學研究在每一個別研究者那裏，最終都要落實到某一國別文學研究，那麼，比較文學研究也同樣要落實到中國文學和某一國別文學的比較研究。這一要求不僅適用於影響研究、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也同樣適用於平行研究，包括比較詩學研究、主題學研究、形象學研究等等。平行研究所考察的，其實同樣是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學間的關係，如類同、異同、映照、呼應、勾連、互證、互識、互補等各種關係，它當然不能降低或忽略對外語的要求。
縱觀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發展史，不難發現，從吳宓、朱光潛、宗白華、聞一多、梁宗岱到範存忠、陳銓、錢鍾書、季羨林、張威廉、戈寶權、楊周翰等，沒有哪一位比較文學研究大家不是至少熟練掌握一種外語，不是精通中國以外的某一國別—語種文學。沒有這樣的學科背景，比較文學研究就將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礎。大約15年前李賦寧先生所說的“先有世界文學，才有比較文學可言”，其實是以簡潔的語言說明了進行外國文學、世界文學研究，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前提。也正因此，錢中文先生才稱比較文學是“一門十分困難的學問”。如果我們的比較文學研究者不希望畏難而退，而是相反，那麼，就應當正視並敢於克服困難，首先是另一種語言方麵的困難，還有和這種語言相聯係的文學和文化方麵的困難，而不是逃避它，試圖找到某種另外的捷徑。
然而無論如何，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前景是可以樂觀的。因為人們對於一些關鍵性問題的認識，已通過反複的討論而開始有了漸趨一致或接近的動向。例如，不過七、八年之前，還有些學者曾公開提出應當把“世界文學”學科從“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中剔除出去，而現在，堅持這種主張的人已經很少，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意識到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當然有晚近諸多美國學者強調“世界文學”，並對我國學界造成影響的因素）。這是一個良好的征兆。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們的比較文學研究將在不斷的探討之中日益健康地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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