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內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若幹問題
文學研究
作者：汪介之
【摘要】當前國內的比較文學研究中存在的若幹問題，需要認真加以探討。由於並不存在作為一種語言藝術的“比較文學”，隻存在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比較文學研究”，因此其實很難寫出名副其實的“比較文學史”，而寫出滲透著比較意識的“世界文學史”，則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宏偉目標。“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這一命題的提出，因其基於對“影響研究”的狹隘理解，顯示出否認“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這一文學史事實的意向，在比較文學研究實踐中難以發揮任何有效的作用。比較文學的真正“困難”在於語言的困難。
【關鍵詞】比較文學；比較文學研究；世界性因素；語言的困難
一、關於“比較文學史”的編寫
對於人文學科各領域而言，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有一個“史”的建構的學術目標。因此，為“比較文學”寫史的任務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提了出來，多種《比較文學史》也就出現了。但從目前國內已出版的幾種主要的“比較文學史”編著來看，學界至少是在三種不同的意義上使用“比較文學史”這一概念的：
第一種是把“比較文學史”理解為世界文學史和各國文學之間關係（主要是中外文學關係）的結合。這一理解體現在曹順慶先生主編的《比較文學史》一書中。這本書的具體內容，其實是東西方文學（包括中國文學）概況加上中國和某些國家的文學關係。全書共九章，兩章談東西方古代文學，四章論歐美文學，兩章講亞非文學，還有一章談近來以來的世界文學思潮。在述及某一國家或地區文學的各章中，又以相當的篇幅列專節來描述中外文學關係，如“法國文學與中國”，“歌德與中國”，“俄蘇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中美文學關係”，“印度文學與中國”，“中日文學關係”，“現當代中西文學思潮的交流與影響”；同時也涉及其他各國和地區之間的文學關係，如“英國文學對歐美文學的影響”，“莎士比亞的世界意義”，“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歐美文學關係”，等等。盡管在本書“後記”中主編者聲明：該書取的是“比較文學史”的這樣一種意義，即“運用比較的方法撰寫的文學史”，也就是“比較的文學史”；但是從實際內容來看，書中卻包括了“文學史”和“文學關係”這兩大板塊，在體例安排上也缺乏必要的嚴整性，有“因人設題”（編寫者為37人）的傾向。看來，這本《比較文學史》遠遠沒有達到主編者所設想的“運用比較的方法撰寫的文學史”的高度，還不能成為把比較的意識貫穿於文學史進程描述之始終的文學史著作。
十年之後，曹順慶先生又主編了《世界文學發展比較史》。如主編者所言，該書實際上是在1991年版《比較文學史》被評為國家教委重點教材後對其進行“修訂”的成果，它“以世界文學發展為基本線索，在縱向論述中對中外文學加以平行比較，並注意中外文學發展中橫向的互相影響與交流”。其中的“縱向”論述，即世界文學發展史；“橫向”論述則以中外文學關係史為主，兼及東西方若幹地區（民族、國家等）文學之間的關係。全書的篇幅是《比較文學史》的兩倍，內容更為豐富了，但編寫思路卻沒有根本的變化，主編者“決定將此書設計成一部融世界文學（外國文學）教材與比較文學教材為一體的新型教材”。這樣的“融合”是否可行，下文我們將再論及。值得注意的是，將該書叫做“世界文學發展比較史”，不知是否表明主編者對於“比較文學史”的提法及編寫“比較文學史”的可能性已開始持某種保留態度。
另一種理解是把“比較文學史”等同於“比較文學研究史”。徐誌嘯先生的《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簡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就是在這一意義上使用“比較文學史”概念的。該書是作者的《中國比較文學簡史》（1996）一書的修訂本。《中國比較文學簡史》將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歸納為史前期、發軔期、初興期、發展期、滯緩期、複興期六個階段，每一章論述一個階段，最後有一章為“台灣香港地區比較文學研究”。修訂本將原本的第l章，即史前期（先秦至19世紀末）列入附錄，同時增補了第l章“世紀總論”和第7章“高峰期：世紀末的比較文學”（1985—2000）。“台灣香港比較文學概述”仍為最後一章（第8章）。另外，修訂本還增加了附錄4——“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代表著作述略”。顯然，著者所說的“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簡史”，其實就是“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簡史”。
關於“比較文學史”的第三種理解，是將其作為“東西方文學關係史”來看待的，這主要體現在方漢文先生主編的《東西方比較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一書中。該書在“前言”中指出：“東西方比較文學史是從東西方不同文明文化的差異性與同一性的視域，來研究世界各國文學交流與各自發展的曆史”；“從東西方文學比較的角度來研究世界文學發展的規律，以一種係統的理論體係來分析世界文學史的演變”。該書的內容相當豐富，但其中關於世界各國文學“各自發展的曆史”的論述，關於“世界文學史的演變”的考察，關於“世界文學發展的規律”的探討，都明顯地偏少，似乎隻有第一編著重論述了若幹文明古國各自的文學源流和發展。其餘三編，第二編為“東、東比較”（中國文學與東方文學、印度文學與東方文學），第三、四兩編主要是“東、西比較”。可以看出，《東西方比較文學史》的實際內容主要是“世界各國文學交流與相互影響”，即東西方文學關係，還未能構成一部完整的“從東西方文學比較的角度來研究世界文學史的演變、探討其發展的規律”的文學史著作。
上述幾種著作的出現，很容易使我們產生一些困惑，例如：“比較文學史”這一概念可以成立嗎？我們可以寫出名副其實的“比較文學史”嗎？因為任何一種“文學史”的建構，都必須以一種“文學”為血肉，特別是以一批文學經典為支撐，無論中國文學史、外國國別文學史、各種區域文學史、斷代文學史、各種文學體裁史（詩歌史、小說史、戲劇史等）乃至世界文學史等，都是如此。那麼，有沒有一種文學可以叫做“比較文學”？這個簡單的問題，長期以來卻被我們視而不見。實際上，並不存在作為一種語言藝術的“比較文學”，隻存在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比較文學研究”。正因為如此，徐誌嘯先生的《中國比較文學簡史》，其實成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簡史”；也正因為如此，多年來一些學者苦心孤詣，力圖推薦出一批“比較文學經典”，就像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學科及所含各語種、各國別文學專業所做的那樣，但是一進入具體操作層麵，卻發現根本無法推薦出任何可以稱之為“比較文學經典”的書目來，於是隻好進行了某種轉換，列出了一批“比較文學研究”（經典）書目。由於並沒有一批“比較文學”作品可以作為血肉，特別是沒有一批“比較文學經典作品”可以作為支撐，使我們有可能以其為基礎來寫史，所以“比較文學史”的建構幾乎可以說是無從談起。
曹順慶先生曾經設想把他主編的那本《比較文學史》，編成一部“運用比較的方法撰寫的文學史”，但其結果卻編成了外國文學史和文學關係史的相加。方漢文先生主編的《東西方比較文學史》，有誌於“從東西方文學比較的角度”來描述“世界各國文學交流與各自發展的曆史”，但這樣一來，編者給自己預設的目標其實是在一部書中寫出兩部“史”來，即“東西方文學史及東西方文學交流史”。這種“一書兩史”的宏偉構想（《世界文學發展比較史》的編寫思路與此相近）其實是難以實現的，原因就在於文學史和文學交流史、文學關係史是分別發生於不同時空中的不同過程，如文學史中的莎士比亞出現於文藝複興時代的英國，也即出現於特定的、某一可以把握的具體時空中；而文學交流史、文學關係史中的莎士比亞，則出現於文藝複興以來各不同時期的世界各國文學中，其時空背景是不斷變動著的，跨越性的。如果把這兩種發生於不同維度中的文學現象，強行納入一部書中，那麼就必然導致這樣的著述要麼結構無限臃腫龐大，體例混亂，缺乏必要的嚴整和統一；要麼就不得不舍棄、忽略大量重要的文學現象，因此不僅不能實現“一書兩史”的構想，而且必然導致其中的任何一“史”的覆蓋麵都過於狹小。
因此，竊以為，我們其實很難寫出名副其實的“比較文學史”，而隻能寫出各類“比較文學研究史”，各類文學交流史、關係史，更可以而且應當寫出“世界文學史”，包括滲透著比較意識、具有比較的視野、運用比較的方法撰寫的文學史，也即韋勒克、沃倫所說的“一部綜合的文學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學史”。劉象愚先生在為《文學理論》中譯本寫的序言中，認為寫出這樣的“世界文學史”，正是“比較文學的宏偉目標”。已故楊周翰先生也曾提出“從比較的角度寫外國文學史”的問題，同時認為“這種比較的寫法有一定的難度”。楊先生以國際比較文學協會早就執行的一項計劃，即從比較的角度編寫一套多卷本的“用歐洲語言寫的文學的曆史”為例，說明在西方這種文學史是寫得成的，“因為歐洲自成一個文化體係，在這文化體係內各國文學關係密切，相互影響，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一個文學運動往往是全歐性的。但用中西比較方法寫一段外國文學史，問題就複雜得多，值得討論。不過，我們站在中國的立場，不僅僅是抱著洋為中用的態度去處理外國文學，而且從中國文學傳統的立場去處理它，分辨其異同，探索其相互影響（在有影響存在的地方）也許還是可行的，有助於對雙方的理解。”楊先生本人撰寫的《17世紀英國文學》，便是他在這方麵所做的一種積極嚐試。以楊周翰先生的這部著作為參照，將時間跨度由17世紀上溯至古希臘，下延及20世紀末，將空間視野從英國擴展到整個歐洲乃至世界，站在中國學者的立場，以自覺的比較的意識和方法，建構一部多卷本的《世界文學史》，應當成為我國比較文學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目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