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發展中國家的年輕人
經濟學家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這一“傷疤”並沒有太多的了解。哈佛大學的理查德·弗裏曼（Richard Freeman）與清華大學學者們的共同研究表明，失業對於中國年輕人收入的影響在三年之後將會消失。但是，其他地方的研究卻預示著令人不安的結果。對於1997年印度尼西亞金融危機爆發後十年勞動力市場的分析顯示，當年失業的年輕人再次獲得工作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便能夠再就業，也是從事的非正式工作。對阿根廷以及巴西的研究發現，在經濟衰退時期就業的年輕人與成年人一樣，在收入上都不盡如人意。
上帝，再造一些新企業吧
也許，僅僅利用德國的培訓和學徒方式還遠遠不夠：你還需進行要創新。一些政策製定者想把失業係統從安全網轉變成跳板，提供再培訓和工作安置。在這方麵，北歐國家走在了前列，提出了“青年擔保”計劃——為每一個年輕人提供培訓或者工作的個性化計劃。2003年到2005年間，德國開放了其勞動力市場，並且創造了很多讓人們重回工作的新方法。比如，為了讓一位長久失業的人能夠擁有更大的就業機會，德國政府會在他工作的前兩年支付其工資的大部分。然而相對貧窮的國家對於實施這一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顯然缺乏可操作性。富裕的北歐國家發現，連他們都幾乎無法應對經濟危機之後激增的失業人群，即便花在培訓上的費用達到了GDP的2%。西班牙和意大利這樣的國家擁有數百萬的失業人口，即便在經濟繁榮的時期都無法按照北歐的模式去做，更別說在經濟緊縮時期了。文化同樣也很重要，英國的工黨政府提高了學徒的數目，但是為了使失業人數的數據好看些，他們忽視了學徒的質量。聯合政府嚐試提升學徒的質量，但是一些企業為了獲得納稅人的錢，僅僅是給現有的培訓項目重新貼了個標簽。
更深層級的問題更加令人擔心：企業將會經曆一個重新洗牌的不穩定時期。不斷革新的技術會掀起“破壞性創新”的風暴，迫使企業徹底地重新思考其運營方式。企業一直在對工作進行重新設計——比如，它們將常規工作（可以機械化處理或者外包的工作）從技術類工作中分離了出來。它們也一直通過“擴升規模”、“裁員”以及“合同外包”對自己進行重構。企業的預期壽命在下降，首席執行官的工作任期也在縮短。政策製定者發現迅速製定相應的勞動力市場製度變得越來越難。不過，一些企業對此依舊很感興趣：IBM在紐約讚助了一所學校；麥當勞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新培訓方案；印度的IT巨頭印孚瑟斯（Infosys）打算每年培訓45000名新員工，其中包括在邁索爾主校區的14000名員工；亞美莉卡納公司（Americana Group）總部位於科威特，是一家食品與餐飲公司，它允許實習生半天工作，半天在學校裏休息。
除此之外，技術不僅加劇了問題，同時也提供了解決方案，它大大減少了職業教育的成本。“嚴肅遊戲”（Serious games）能夠以最低的成本為年輕人提供獲得“虛擬”經驗的機會：比如，麥當勞利用競爭性的電子遊戲來教會員工如何使用備用現金以及如何與客戶進行溝通。火狐瀏覽器的開發者摩斯拉（Mozilla）首創了開放勳章（open badges）項目，允許人們獲得編程技能方麵的認可。技術也使得生活在無工作機會地區，或者被壟斷聯盟阻擋在勞動力市場之外的人能夠更方便的獲得工作。亞馬遜的土耳其機器人（Mechanical Turk）是一家網絡集市，允許企業在這一平台上雇傭員工，執行簡單的工作，比如在照片中識別某人的身份等等。他們可以從全球的任何地方加入進來。
對於一個會給很多人的生活帶來不良影響的問題，我們很難持有樂觀的態度。但是，如今或許是時候少一點悲觀的情緒了。政策製定者們知道做什麼來緩和這一問題——促進經濟增長，分解壟斷聯盟，在教育與工作之間架起一條橋梁。新技術也為政府提供了強大的工具。麵對年輕人的失業問題，各個國家所做的必要的投資和抉擇將會得到巨大的改善。
與歐洲南部的許多國家一樣，西班牙近年來深受財政危機的影響，而年輕一代受到的衝擊更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