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體上，我將中國對外傳播領域可能發生的變化概括為“從形象工程”到“戰略傳播”的轉變。這意味著，未來中國對外傳播的製度和話語都要經過一番針對“90年代”特色的重新改造。
首先，一個總的變化趨勢是國家從戰略高度著眼，對包括外宣事業在內的大傳播事業進行整體性的權力收束和機製再造。市場經濟的發展總要經曆一個從規製鬆散的粗放階段到法製健全的成熟階段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國家從放權到收權的轉變。這種看似與市場化“反向運動”的政策調整恰恰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十八大以來，我們已經能夠清晰地體察中國政治在這個路線上發生的變化。在國家能力顯著提升的背景下，加強對社會的輿論治理將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由此，國家安全問題、社會治理問題和宣傳管理問題之間的界限會漸漸模糊。
短期內，為解決新媒體轉型的一係列棘手問題，國家不得不堅持媒體融合這樣的市場導向策略。而一旦時機成熟，打造一個原有市場體係和宣傳管理體係之外的戰略傳播集中領導機製將是非常可能的趨勢。為了解決緊迫的對外傳播範式革新問題，一種繞過現行體製的集中領導很有可能實現。十八大之後，多個中央領導小組的建立已經顯現出了這種思路。
這種變化一旦出現，將影響對外傳播事業的整體發展局麵。國家層麵的統一協調、精心部署，以及從人事管理到內容生產上對信息傳播領域的深度滲透將代替之前條塊分割、各管一段，甚至基層官僚或市場力量主導對外傳播工作的局麵。由此，中國的對外傳播工作將與經濟工作、外交工作、國家安全工作深度整合，融為一體、統一步調。
其次是對外傳播話語體係的更新問題。正如前麵分析所指出的，中國發展道路的特殊性無法在“全球化”的普適話語中加以解釋，而日益崛起的中國又迫切需要向世界說明自身。在後冷戰全球秩序危機四伏的當代，這樣一對矛盾顯得十分刺眼。中國的對外傳播領域必將麵臨一場價值觀和語法上的革命。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如何對外描述一個迅速成長的“中國”，她的個性和發展方向如何，秉承的價值和傳統如何，未來對世界的影響如何，這些問題不僅關涉中國對外傳播的內涵表達，還將是一個能夠建構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話語動力。也正因為如此，對這個話語主導權的爭奪將變得異常激烈，各種價值觀念的爭鋒甚至將導向一場文化思想的內戰。篇幅所限，我不可能提供一個審慎的全麵分析，但是一個合理的趨勢是，中國現代化曆程中所有與資本主義“普遍道路”和“普適話語”無法融合而長期遭受排擠、歧視的部分將會獲得越來越多符合曆史實際的正麵解讀。一個貫通傳統儒家治理理念、20世紀革命理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的新型對外傳播話語體係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確立為主流。
最後，我們再談談中國對外傳播的朝向轉變問題。本文開頭提到，在融入全球市場的過程中，中國放棄了從社會動員層麵到國際關係層麵與周邊地區和第三世界國家長期互動的曆史資源。這種外事工作中的讓步有當時特定的曆史限定條件。如今，幾個方麵的變化可能導致中國的對外傳播重拾這些20世紀的傳統。
一是群眾路線的基層傳播。在全球化時期，通過資金支持和各種傳播手段對第三世界基層群眾進行調動，借以完成“離岸政治”的遠程控製目標，這是各種社會運動背後公開的秘密。這幾年來，香港和台灣等地所發生的社會運動政府的治理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幹擾。這預示著對前一個時期充分放權的傳播工作，有必要做出反思和調整。在中國國家實力提升的背景下，從安全角度考慮，讓傳播工作重新在周邊地區的基層展開，有力地保障輿論的健康發展，這項工作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二是從麵向西方發達經濟體轉為更多地麵向周邊發展中國家。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新型區域合作格局，以資本和技術走出去為特點的經濟發展趨向，都要求對外傳播領域進行深入地配合。外交政策的方向轉變必然帶動對外傳播目標和內涵的轉變。區域文化交流所需要的“南方共同體語言”將逐漸代替歐美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語言”。這是未來中國對外傳播可能發生的另一個重要轉向。
總之，如果我們能夠暫時超越“90年代”對外傳播的行政格局和思維定式，就不難發現，一個範式更替的時代正在到來。對於對外傳播工作來說，這將是重大的挑戰。它意味著，很多我們熟悉的觀念、話語、思路都可能漸漸被時代淘汰，已經相當成熟的市場運行機製也可能被新的戰略傳播機製所替換。在與“90年代”告別的時候，我們既需要重新出發的勇氣，也需要擺脫意識形態迷霧，認真審視中國發展道路和世界秩序變動的理性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