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榮門下之心腹，自當替主子獻計獻策、排憂解難，陳期間之表現堪稱精彩。戊戌政變後，慈禧命榮祿入輔，以大學士職兼理兵部，同時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近畿各軍統歸其節製。“責任優隆，仿佛惠邸之於鹹豐朝，恭、醇兩邸之於同治朝”。在陳看來，既然榮已操用人大權，實不該再預聞軍政，二者不宜兼得，畢竟“地近則侵官，功高則震主。雖雲殊遇，實蹈危機”，這甚合榮祿心意。但兩宮諄諄付托，榮不便固辭。於是陳隨即就如何有效統轄各軍密呈一折，建議“中軍但立一最高幕府，仿前代舊製，更番調各軍入衛。凡調京操練者，即為中軍。彼服其勞，我享其逸；彼分其任，我合其群。相習相親，庶可收指臂之效”，榮祿亦深以為然。
庚子年正月，朝廷進行京察大典。順天府丞高燮曾、通政司參議張仲炘，奉旨休致。二君同為湖北籍翰林，在京內薄有清望，不知何故，竟遭罷黜。查吏部則例，府丞出缺，應由內閣侍讀學士及五品京堂共列入題本敘補。當時陳夔龍排名第一，鄂籍京畿道胡孚宸位居次席，若按常理，府丞一職非陳莫屬。然榮祿首讚樞廷，未能挽救高、張二人，已招致清議不滿，如再扶植親信陳夔龍上台，實難慰眾人之心，堵悠悠之口。一邊是京師清流，一邊是幕中心腹，著實讓榮傷透腦筋。陳早已洞察榮之苦衷，遂審時度勢，親赴榮府，送上順水人情。陳對榮道：“鄂籍科道中，雅負物望者，尚有京畿道禦史胡孚宸一員。此次吏部題本，請簡府丞員缺，正本中隻餘一人，照例升授。胡孚宸名在副本中，餘情願讓之。如胡孚宸朱筆圈出，楚弓楚得，匪特慰鄂人望澤之心，並可杜諫院多言之口。”這讓榮祿頓覺釋然。幫領導的當下尷尬解圍，無異於給自己的未來仕途鋪路，“自古官路十八彎，豈能一步上青天”，陳氏以退為進之計，極其明智。
陳夔龍曾在八十大壽時撰寫《八十感懷詩》，其中一句言“一生知己兩文忠”，“兩文忠”，一為榮祿，另一為李鴻章。李鴻章任用陳夔龍較早，甲午海戰時，陳已在李手下負責翻譯來往電文。後李因戰敗暫時失勢，被迫出國考察。1896年，李自歐歸來，入主總理各國事物衙門，陳謁其於署中，極荷賞識。戊戌年間，榮祿出任直督兼北洋大臣，欲將陳攬入麾下，調至天津。陳對於榮之盛邀，頗為猶豫。而李鴻章惜才心切，出麵與榮商議，將陳留在總署。
“誰識當時辦事人”
陳夔龍最終擺脫沉滯時代，還是在庚子年。
戊戌政變後，清廷高層集體右轉，一味倒退終引發八國聯軍侵華事件。陳夔龍此時署理順天府尹，既有安撫地方之責，又當替高層分憂，於是終日戰戰兢兢，時時麵臨滅頂之災。他自己總結，短短不到兩月任期，居然“冒三大險”。首先，中外釁端初啟之際，成敗尚無定數，兩宮即命陳籌備大車二百輛，以備萬一西逃之用。然彼時“都下風鶴告警，京員眷屬紛紛南下，日需車馬為數不少。既經出京，一時不能遄回，輦下車馬更形缺少。而董福祥、餘虎恩所帶之兵，到處搶掠。京員自有之車馬，大半被劫。總以上情形，一時驟辦二百輛大車，甚非易事”。不過陳夔龍就是陳夔龍，他想到京通十七倉俱為大戶，每戶以少數計，約有大車數十輛或百輛。於是陳假以詞色，令其急公奉上，仍從寬給價，“彼既享優價之利，而又得報效之名”，該倉戶均各樂從。不三日間，“車轔馬蕭，輻輳於尹署左近”。陳算是不辱重任。緊接著，各國公使請求清廷派人保護離京歸國。當時首輔剛毅命陳夔龍伴送各使，實際等於拋給其一塊燙手山芋：倘若違令不送，朝廷將嚴加治罪；如果遵命護送，則十有八九命喪途中，故看似橫豎都是一條死路。陳自然深諳其中利害，更對各國公使之真實意圖了然於胸，“各使多疑，雖來函自請離京，特故作無聊之詞，為希冀緩攻之計。豈肯自尋荊棘，冒此危險”。故其將計就計，表麵積極回應中樞之命，但實際作依違之語，呈觀望之態。果不其然，兩日後，公使複來一函，告知取消之前要求。陳憑借自己的準確判斷，再躲過一劫。然樹欲靜而風不止，為朝廷辛苦奔波的陳夔龍，卻橫遭端王載漪參奏，與李鴻章、王文韶等十四人竟因與洋人交涉罪名，請立即正法。幸好榮祿極力維護，才保諸人性命。該事堪稱險上加險。曆經此三險，陳夔龍深覺代人受過，殊為不值，於是一再請求，終卸去府尹一職。
自古富貴險中求。正是陳夔龍常在刀尖上當差，卻精明能幹、屢屢化險為夷的表現，使得慈禧對其刮目相看，命陳出任留京辦事大臣，專門負責與各國談判媾和及善後事宜，而陳是八名大臣中唯一一名漢人。陳當然牢牢抓住這次機會，殫精竭慮，全力以赴。
不久，陳更進一步，如願以償地外放河南布政使。對於陳之外放，起初李鴻章並不讚同，宣言“陳筱石外放藩司，我不讚成。目今外交才少，此人應留京大用”，願其擔綱外務部侍郎一職。然陳執意為之，加之其間人事變動，終得以離京。陳緣何鍾情於外放，民國掌故家徐一士先生之剖析頗為到位：
論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祿則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補矣。以夔龍論，河南布政使與外務部侍郎，“厚”與“尊”二者不可得兼，夔龍寧願舍“尊”而取“厚”，未幾徑擢漕督，撫豫蘇，督鄂直，固“尊”“厚”兼致，名實俱優矣。使果以外務部侍郎而長居京秩，宦囊殊為減色耳。
“居然滿漢一家人”
1903年，榮祿病逝。靠山倒下，陳夔龍仕途依舊光明，因其已受奕劻這棵大樹庇護。
陳之所以能與慶王來往甚密，尚需從榮祿與奕劻的交誼談起。榮、奕二人結識甚早。當奕劻尚為貝勒時，已對榮祿這位滿族青年英才很是欽佩，與之訂交，以“仲華二哥”相稱。甲午後，二人同朝為官，皆為慈禧寵臣，且無利益糾葛，故互為奧援，結成盟友。庚子年，奕劻留京善後，其子載振逃往西安。奕愛子心切，專程寫信給榮，言“現時小兒載振，隨扈行在當差，年幼無知，務懇推情關垂，隨時指教，有所遵循，俾免愆尤，是所切禱”，將兒子托付於榮祿，可知二人交情之深厚絕非常人可比。
也正基於此層厚誼，榮祿常將心腹推薦給奕劻，供其驅使。戊戌政變時，奕劻奉旨領銜審訊六君子。領命不久，奕即派人趕在天亮前督促陳夔龍赴慶王府商議案件。按常理，涉及如此機密，唯有奕劻心腹才有資格參與此事。陳乃榮祿門人，一向謹小慎微，之前尚曾婉拒張蔭桓之籠絡。故若非榮祿推薦或默許，奕劻萬不會邀陳入府議事。可知陳夔龍是榮、奕皆資信賴的手下，甚或在榮祿授意下，擔當溝通與奕劻關係之角色。由此亦可理解緣何庚子年奕劻單單留下陳夔龍這麼一個漢族大臣作為助手處理善後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