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對西學的認識由虔誠仿效轉向反省
梁啟超被稱之為“宣傳西方文化的使者”，在國內、日本、北美接受西學的不同經驗，使其對西學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
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對西學的了解是有限的，其學習西學的目的十分明確，即啟蒙國民、救亡保國。此時期梁啟超呼籲翻譯的西書是與政治變革相關的，他認為，西國章程之書最重要，其次是教材、政法書、史書、農書、礦學書、商務書、哲學書等。
到日本後，梁啟超對西學有了深刻的認識，認識到西學是一種與“中學”有著極大區別的另一種文化類型。他發掘出了西學的根本精神在於自由、民主和理性，而這正是中國文化所缺乏的。這種精神體現在近代西方文化的方方麵麵，從哲學、政治、經濟到曆史、教育、法律等無不如此。西方學術思想和社會現實觸動了他，開啟了他前進的路程，使中國人向西方人學習由製度層麵上升到了精神文明的層麵。
美國遊曆期間，梁啟超繼續介紹西方政治學，主要集中在對美國政府與政治常識的宣傳。但是，其在《新大陸遊記》中寫道：“自由雲，立憲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認為共和不適用於中國。他甚至說：“今日中國國民，隻可以受專製，不可以享共和。”促使梁啟超這一轉變緣由，除看到美國政治種種弊端，其共和製之特殊成因外，還在於他對中國國民的看法，即深感國民素質之低劣，缺點之眾多，認為即使像管子、商君、克倫威爾等人生於今日之中國，“以鐵以火，陶冶吾國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後與之讀盧梭書！夫然後與之談華盛頓之事”。這種懷疑使他的政治關懷也發生了回複，由革命而保皇，宣揚所謂的“開明專製論”。
4。積極探索中國發展的新出路，評說社會主義理論
在近代中國，救亡圖存成為壓倒一切的時代課題，這種特殊的社會曆史背景決定了啟蒙思想家梁啟超的海外遊曆活動具有強烈的政治功利性質。
雖然梁啟超一生善變，其政治思想從維新到革命，從革命變到保皇，又從保皇轉而立憲。其追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救亡圖存、尋求中國強國壯大之路的理想沒有變，隻是各個時期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新大陸遊記》是在中國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之一。此時，梁啟超對於社會主義，有了進一步的看法。他認為，社會主義思潮是貧富懸殊的產物，“為勞動貧民所執持”。其性質與帝國主義“絕相反也”。甚至說，“社會主義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問題”。此外，他還將社會主義分為兩種，一種為“極端社會主義”，一種為“國家社會主義”。對於前者，他認為“今日之中國不可行，即歐美亦不可行，行其流弊將不可勝言”；對於後者，他卻以為“若近來所謂國家社會主義者，其思想日趨於健全，中國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較歐美更易者”。在《新大陸遊記》中，梁啟超明確指出：“蓋國家社會主義，以極專製之組織，行極平等之精神，於中國曆史上性質，頗有奇異之契合也。以土地盡歸於國家，其說雖萬不可行，若夫各種大事業，如鐵路、礦務、各種製造之類，其大部分歸於國有。若中國有人，則辦此真較易於歐美。”雖然，這些看法存在一定的錯誤，但是其已意識到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就不能不佩服他的遠見。
綜上所述，如果沒有這些海外遊曆活動和社會交際活動，能否產生“這樣一個”梁啟超？馬克思曾經認為，費爾巴哈晚年隱居偏僻的鄉村，是他思想未能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有了這些眾多的遊曆活動，給梁啟超提供了觀察世界，了解社會，學習西方的絕佳機會，使他在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敢於不斷修正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在東西方思想上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旅遊對梁啟超西方觀演變的影響，誠如著名旅遊人類學家湯普森所言，文化生成和變遷的關鍵表現在“經驗”之中。經驗包括人們在遇到諸如戰爭、抵禦、經濟危機等突發事件的情況下，不得不尋找新的生存和表達方式，比如權利的平衡、法律、經濟甚至親屬製度，也包括因不同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的演變導致人們改變生活和經驗。
作者簡介：尹敏，江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
（責任編輯：呂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