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嘩與騷動》中的人物形象是從三個封閉、朦朧和晦澀的主觀世界中逐漸顯現出來的，含混而難以確定，而《附錄》則簡化了這種不確定性，用終結性的口吻提供了雖明確清晰卻不無誤導性的人物說明。受亂倫情感困擾、欲獨占妹妹而不能的昆丁被定性為“不是愛妹妹的肉體，而是愛康普生家的榮譽觀念，這種榮譽，如今卻決定於他妹妹那脆弱的、朝不保夕的貞操”。傑生被界定為“康普生家第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雖然小說文本表明他的心智並不比他幾近瘋狂的哥哥健全。如卡蒂蓋納所論證的，“昆丁借想象逃避痛苦，傑生則借鑒想象經曆痛苦”｛10｝。滿腦袋充斥著童年的回憶的本吉卻被描述為“並不記得姐姐，僅僅感到自己若有所失”，而他熱情的姐姐凱蒂則被描繪得幾乎判若兩人：“豔麗、冷漠、鎮靜，一副什麼也無所謂的樣子。”
《附錄》還封閉了《喧嘩與騷動》的開放式結尾。如前所述，小說結束時，“每樣東西又都是井井有條的了”顯然隻是一個短暫的、具有諷刺意味的假象。本吉的頭腦裏仍充滿了記憶，為自己喪失了凱蒂的關愛而不停地悲號；凱蒂離開了衰敗和壓抑的家庭，前途未卜；她的女兒也離家出走，為尋求自己的生活邁出了第一步；傑生則瘋狂地追趕她，要奪回被她竊走的全部積蓄。然而，福克納在《附錄》中卻安排了小說本身所拒絕的那種整齊的、結論性的結局，消除了小說人物的含糊性和未完成性，終結了他們未完結的故事。在《附錄》中，傑生不僅“與康普生家劃清界限”，而且可謂如願以償：他把什麼也不記得的本吉送進了精神病院，趕走了同他作對的黑人廚娘迪爾西，賣掉了祖宅，自己當上了店老板；凱蒂則墮落為德國參謀部將軍的情婦，其女兒的下場甚至還不如母親。巴赫金指出，在現代世界中，“沒有內在的完結性和完滿性，導致對外在的、形式的，特別是情節的完結和完滿的要求急劇提高”｛11｝。這種要求在《喧嘩與騷動》批評史上顯而易見，而且可以說始於作者本人。時至今日，仍有不少論者因不滿足於小說的非結論性而如釋重負地求助於《附錄》。
巴赫金視陀思妥耶夫斯基為複調小說的鼻祖，他認為陀氏拒絕“文學中把人看死的完成性”｛12｝的特權，把“獨白型作家供自己創造十分完整的作品和十分完整的作品中世界的所有手段……全部交給了自己的主人公”｛13｝。如果說福克納在《喧嘩與騷動》中也是這樣做的，那麼他在《附錄》中又將這種特權和手段全部保留給了自己。如戴維斯所言，《附錄》“改變了作者本人的位置，將其從邊緣移至中心”｛14｝，宣稱作者的特權為福克納所擁有。福克納創作《喧嘩與騷動》時，深受現代主義的影響，而當他寫《附錄》時，實際上已在改變文學策略，偏離了現代主義而趨於保守。正是在個意義上，他的傳記作者卡爾稱《附錄》為“一份過渡性文獻”。
那麼，是什麼致使福克納在《喧嘩與騷動》發表的16年後改變其文學策略的呢？人到中年文學上趨於保守無疑是一個方麵，具體表現為風格愈益傳統，說教色彩也漸濃厚。但是正如卡爾所指出的，“無論如何分析福克納文學方法的變化，都不應該忽視他需要更廣泛的讀者以擴大作品的銷量”｛15｝。由於福克納是在現代主義的影響下寫《喧嘩與騷動》的，小說呈現給讀者許多難懂的現代主義特色，如意識流、自由聯想、時空錯亂等手法，從而客觀上將讀者排除在外了。1944年，當考利計劃出版《袖珍本福克納文集》時，福克納正處於其寫作生涯的低穀。除了《聖殿》，他所有的作品都已絕版。而《喧嘩與騷動》的銷售情況則一直不好，直到1946年總共才售出約三千冊。對於他來說，吸引讀者以擴大作品的銷量似乎已是當務之急。1945年，當考利著手編纂維金版《袖珍本福克納文集》時，福克納答應他隻寫一兩頁的梗概作為文集所收的《喧嘩與騷動》第四部分的引言。可是他最後交給考利的卻是一篇相當長的文章，被收在文集的後麵。這就是後來所謂的《附錄》。福克納沒有使這一新文本與考利的編纂意圖相符，而是寫的時候心中另有打算。他想借此機會對《喧嘩與騷動》這一早已定了型的文本進行一次獨白性的改寫，以提供給讀者一把“打開整部作品的鑰匙”｛16｝。
《袖珍本福克納文集》出版時，正值蘭登書屋決定出版《喧嘩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的合訂本，福克納堅決要求將《附錄》放在《喧嘩與騷動》的開頭，以確保讀者以他所希望的眼光來看待作品。此後，從1946年至1984年，美國的出版商在所有的版本中都加了《附錄》，最初放在開頭，從1966年起放在正文之後。小說的中譯本於1984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正文後也有《附錄》。梅裏韋瑟曾指出，法國批評家很少犯由於“讀附錄比讀小說仔細”而導致的“批評失當”｛17｝，可能就是因為在法國這兩個文本從未在一起出版過。50年代，福克納在接受采訪時和在弗吉尼亞大學課堂討論中對《喧嘩與騷動》所發表的言論，使他又一次成為小說的中心。《袖珍本福克納文集》的問世對福克納文學聲譽的恢複和提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繼《喧嘩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合訂本的出版，他的其他作品也陸續得以再版。榮譽和金錢可謂接踵而至，並以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達到頂峰。作為一個搶手的采訪對象和受人仰慕的弗吉尼亞大學住校作家，嚐到甜頭的福克納變得十分喜愛談論自己的作品。他不僅和在《附錄》中一樣繼續提供簡明的人物評價以取代小說複雜而矛盾的內心獨白，而且大談小說產生的經過，將其說成是理解該作品的關鍵。其要點有二：第一，小說的起源是穿著帶泥內褲的小凱蒂爬上樹朝窗子裏探視這一意象；第二，小說是講述一個永遠也講不好的故事的一係列失敗的嚐試。這不啻於對小說的又一次重大改寫。福克納最初是在1933年為新版《喧嘩與騷動》而寫的序言中作此說明的，但終覺不妥，又以高價撤回了這篇序言。50年代，他又開始重申這一說法。作品外作者聲稱的這一創作過程由於被當做原始文本而很快成為批評界闡釋《喧嘩與騷動》的基礎。
前文已提到，小說是以間接手法通過康家三兄弟的視野來表現凱蒂的。父母的不稱職迫使他們轉向凱蒂尋求各自需要的滿足。雖然他們對凱蒂的要求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否定她的自我乃至人性。就連沒有多少思維能力的本吉也本能地以哭天喊地的方式阻撓姐姐的成長及其對個人幸福的追求。凱蒂雖然生性善良，對需要她的兄弟十分同情，但同時她不願壓抑自己的性意識和對愛情的渴望。結果在三兄弟的視野中，凱蒂呈現出的是母親和姐妹、貞女和淫婦、天使和魔鬼等矛盾的形象，唯獨沒有她的真實自我，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凱蒂隻是這些男人“將自己的欲望和恐懼、愛和恨投射在上麵的一個空白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