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風牛仔永遠孤獨
個人史
作者：張璐詩
杜可風生在澳大利亞，但按他的說法是“成長於中國”，能說流利的漢語和粵語。
不肯長大而頭發斑白的老“壞小子”，要戴上一頂他心愛的禮帽才肯接受鏡頭。他談好友賴聲川、崔健和
林懷民，當然也談楊德昌和王家衛，但於他無一不是“陰差陽錯”的偶遇。而拍電影的過程，
對他來說，無一不是像“爵士樂”一般即興而為。
君子可風
我1952年出生在戰後的悉尼，大環境還混沌不清，我的青少年時代一直都挺閑的。我在澳大利亞長大，讀書時班裏有個同學是中國人，除此之外我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是怎麼開始有興趣的。我18歲就離開了澳大利亞，20多歲的時光大部分都在旅行，找到一份水手的活兒，遍世界跑。在印度時，我在佛祖住過的地方接受了信仰的洗禮。我還參與了一個實踐可持續農業發展的機構，現在可以叫做綠色NGO組織吧。在印度我能講大概15種語言，可那都是“洋涇浜”，能交流就差不多了。那時我快到30歲了，忽然意識到，如果真的要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就這麼馬虎地過下去真不行。有時候因為語言的障礙，我會有種迷失感，還是得進入到那一種文化中去，像孩子一樣睜大眼睛、帶著好奇心從最基礎的開始學，學語言學文字最重要。
我一直在路上旅行了六七年，20世紀80年代才到了香港。那時我已經太久沒有講英文，幾乎都要忘光了，甚至到了別人跟我說英文，我隻會應答“是”或“不是”的程度。那時中國大陸剛經曆過“文革”不久，對於外國人的進入有很多限製，我去香港就是為了去學中文。
中文對我來說有種熟悉感，是我在旅行途中、跟人打交道時自然碰到的，在很草根的環境中因為需要而用上它，那並不是一種謀生的需要，也不是從課堂上得來的經驗。“杜可風”這名字是我在香港時的中文老師給我起的名字，我老師是位詩人，“杜”是“杜甫”的“杜”，“可風”就是像風一樣，有時候很有力量，甚至有點暴力，從左邊來，從右邊走；也有可能一點都不存在，退到不幹擾其他人的程度；當然也可以“風流”的“風”。“君子可風”，我把它詮釋成“對自己有要求的人應該有點風格”。
我在香港時，認識了一個女孩，我們在一起時，她想去台灣，那時我們倆都沒什麼錢，就那樣一起去了台北。我在台灣認識的第一個朋友是賴聲川，我在內地認識的第一個朋友是崔健。我們都怎麼認識的？就是在一起玩啊！剛巧我去的酒吧是賴聲川曾經演奏的爵士酒吧，剛好我喝酒的時候，崔健也在那兒，我們興趣相投，覺得這世界最需要的就是“樂與怒”。
昨晚我跟崔健還談起一支Willy Nelson的歌：“Mothers don’t let your babies grow up to be cowboys”—“牛仔”其實就是藝術家或者藝人。那首歌裏唱道：“牛仔永遠孤獨，就算有他們愛的人在身邊”。我想我們很難能令旁人真正明白我們的選擇，比如說你選擇了電影，而且電影會一直在家庭之上。我知道賴聲川和崔健也許有別的表達方式，但我們都有共通的地方，那就是我們選擇了這條路，也就要承擔下這個角色帶來的責任。
被電影選擇的人
我沒有選擇電影，是電影選擇了我。剛到台灣不久，有人陰差陽錯地給了我一架攝像機，我隨手拿起來耍了一下，什麼也不懂，到現在我也不怎麼懂。但當時的衝勁一直延續著，不斷的“犯錯”：我開始並不會衝洗膠片，我跟朋友們用柯達克羅姆（柯達2009年已經停產的彩色膠卷），在戶外拍照很漂亮，但在室內就什麼也看不見。但事實證明錯誤是最好的磨練。我30歲以前從沒拍過靜止的圖片，到現在你跟我說各種技術我還是不懂，我的工作就是去想象、去實踐我的想象，然後有技術人員一起來幫我實現。早期我經常會假設“如果這麼做會怎樣呢？”別人經常會說：“你瘋了吧？！”我確實瘋了，其實提出問題是最好的方式，哪怕是最笨的問題，可能得不到明確的答案，但提問很有可能將你帶到想像不到的地方。這才是創作和生活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