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出身舊世名門，年輕時遊學海外，1949年後在西南師大教書。因其舊知識分子的特殊身份，曆次政治運動都曾親曆。比如1951年，吳宓參加西南師院學生參軍評議大會，心高氣傲、高雅出塵的吳宓對各種人際紛爭深表鄙夷，對青春靚麗之女學生的表演更覺難過。“……發言者多女生，明眸皓齒，燕語鶯聲，而作出猙獰凶悍之貌，噍厲殺伐之聲。宓久戀女子，及今乃歎觀止矣。”大饑荒期間，在西師，“吃飯”遂成為大問題，在最困難時，每天僅供兩餐，限額為每餐二兩。不少學生麵黃肌瘦，得了水腫，更有甚者，有人餓斃校園內。吳宓見此，心裏難過至極。他居然上書校黨委，要求增加學生的口糧，並主動提出削減自己的供應。1960年12月，吳宓講授古漢語“況……乎”的語法結構，舉例時信口拈來：“我每餐三兩糧猶不足飽，而況二兩乎？”不料，第二天便有人揭發吳宓惡毒攻擊黨和人民政府，與帝國主義、美蔣特務遙相呼應，妄圖詆毀美好的社會主義製度，反動透頂。吳宓被迫再次檢討，並被勒令停課反省。到了“文革”期間，吳宓徹底“斯文掃地”，一向以拯救者自居的知識分子，瞬間成了人民的罪人，心理上的道德優勢也在一夜間崩塌，想要堅守師道尊嚴與道德良知幾乎已不可能。某次，吳宓在街上散步，碰到一位青年，見吳宓還活著，興衝衝地走過去，喊了他一聲“吳老師”。吳宓聽到有人叫他“老師”，不禁熱淚盈眶，摸索著從內衣口袋中掏出一張10元鈔票，執意要送給那位年輕人。他說：“已有很多年沒人叫我吳老師了，今天你是第一個叫我老師的，我心裏感動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則我心裏就會不安。”
師道尊嚴曾是中華禮儀的精義所在，在中國傳統家教裏，“師道”是斷不可辱的。事實上，即使在禮崩樂壞、人心淪喪的年代，“師道”依然可以“求諸野”。陳寅恪便是一個非常講究師道尊嚴的人，他率先垂範，“非如此者皆非我弟子”。據說陳寅恪在清華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時，課堂上用的參考書一定是用一塊黃布包裹，而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裹。且一個人抱進抱出，絕不假手於人。陳門弟子劉節任中山大學曆史係主任時，每年春節都要去老師陳寅恪家裏叩頭行禮。在“文革”初起時，學生要鬥爭陳寅恪，劉節攔住，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鬥我就行了！千萬別鬥他！”陳寅恪以身後著作相托的學生蔣天樞到廣州看望老師時，每天與老師晤談、筆錄。有一天，蔣天樞去，陳氏忘記讓坐，蔣生就一直站在一旁說話，不敢坐，而陳氏目盲，竟不知。
如此風範，讓人唏噓。
（選自《說多了就是傳奇》/朵漁 著/新星出版社/ 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