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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務之急，就是要盡快召開具有最廣泛民主的國民大會，明確“五五憲法草案”，使中國放棄專職和獨裁，走向民主和共和。千萬要小心日本陰謀家和野心家在中國各黨派間挑撥離間，挑動中國發生內戰，那樣既可以打亂中國的複興計劃，又可以為日本開脫戰爭罪責謀求最大利益。
在國內政治利益高度統一的基礎上，與美、英、蘇一起，統一行動，嚴懲戰犯，使日本感覺到自己有‘罪’，幡然悔悟，徹底鏟除日本軍國主義土壤；徹底揭露鬼子在侵略戰爭中犯下的種種令人發指的反人類罪行，使日本感覺到‘恥’，使他們內心真正醒悟；告誡日本民眾，侵略擴張政策不會使日本走向強大，隻會給日本帶來災難，使日本民眾感覺到‘危’， 自覺與一些懷有野心的政客劃清界限，不把自己的命運捆綁在軍國主義戰車之上。
長久之計，隻有加強我國國民教育，培養國民獨立的文化和精神，奮發圖強，使中國在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麵全麵遠超日本，對日本有著極大的震懾作用，才能使日本真正心悅臣服，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不再受被蹂躪的屈辱”。梅教授最後說道。
梅教授的這番深思熟慮，代表著是當時很多正值、有遠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可惜的是，這隻是梅教授的一廂情願～
一個療程剛剛完畢，梅教授就堅持要出院。無論是醫生、還是魯思霞以及華夏大學的師生，都勸住不住。
之所以梅教授要這麼急著出院，關鍵是兩件心事梅教授放不下：一件事華夏大學回遷上海的事情，這件事情千頭萬緒，上海方麵華夏大學老校舍毀於炮火者甚多，有些也被敵偽侵占，修繕整理和接收改建都是問題，還有留在上海沒有內遷的華夏大學師生教師資格論證和學生畢業文憑論證的問題，以及貴陽華夏大學師生和設備回遷運輸問題，需要與國民政府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考試院以及光複後新組建的上海市政府進行多方銜接，而全校能有這個資曆和威望的，隻有梅教授；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45年以及以前畢業的華夏大學學生，由於戰亂和防空，學校都沒有給他們辦一場像樣的畢業典禮，很多畢業生考完最後一門課程，還沒來得及拿辛苦四年得來的畢業文憑，就參軍入伍或走向其他急需的崗位，作為校長，這一直是梅教授的心病，他希望在離開貴陽時，能親手給剛畢業或已畢業的同學發放畢業證書，是梅教授的最大心願。同時，他也想借此機會，向容留華夏大學的貴陽賢達，表示華夏大學和他本人的由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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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在文昌廟大殿前進行。
畢業生坐在前排，在校生站在後麵。
梅教授和學校主要教授、以及貴陽本地名流賢達，坐在大殿簷下。
周邊的樹上、牆頭上，坐滿了前來觀禮的周邊群眾，人們這所大學的離去都依依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