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孟子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原始儒家精神從來不主張愚忠，一切以浩然之氣中的仁義禮智信為準繩，如果君王暴臣恣意榨取人民血汗，殺掉他們就好像及時雨從天而降，歡迎還來不及呢。
孟子的浩然之氣更多的成分是對普通百姓的關愛，這也是孟子在曆史上最被人稱道的一顆柔軟的心。因而浩然之氣並不意味著一味浩大，也經常蘊含著潤物細無聲的柔氣。孟子提出過即使是在當下也極為先進的“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的政治行為觀，他的愛幾乎普及全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種博愛的感染力，恐怕遠超近代西方自由思想家的論述，是中華民族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怪不得現在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方家開始重視起孟子了。
總之，孟子所善養的浩然之氣，經過華夏一代又一代人漫長而苦難的實踐後，升華為一種人格文化，融彙於血脈中，成長於心靈上，貫穿於人倫裏。可以說，孟子開創了炎黃子孫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精神品格的人倫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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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從夏商周以來，周邊民族覬覦尋釁，兵燹紛擾；不患寡而患不均產生的血仇更時常傾覆國土，可謂民族苦難，人民煎熬。但從來掩不住天地間如雷電閃過的浩然之氣。
浩然之氣經常體現為“氣節”。氣節，對於世人來說太熟悉了。我最早是從徐悲鴻的曆史畫作《田橫五百士》中讀出的。大師的畫本身並不特別憤然，但讀了文字後，一種情氣頓從胸出：古漢家，多壯美之士，像田橫，為保眾兄弟的性命，毅然應招見漢高祖。快到京城為自己的尊嚴又毅然自刎，讓人提頭見漢高祖，兩種氣節都不舍，獨舍身家，以命相換。他的兩隨從完成使命後也在田橫墓前自殺，漢高祖歎田橫手下俱忠義，遂欲招撫五百壯士，但那些在島上苦等的軍士聽說田橫自刎了，豈羨那榮華，也全都追隨田橫蹈海而死。
“士為知己者死”，這幾乎是我們民族獨有的為友誼、為仁義所奉獻的至情的禮物。這是我在少年時第一次感悟到的中華民族的浩然之氣。
就我的經曆，讀史最慟的恐怕是致使南宋滅絕的“崖山之戰”那一節，至今時有淚暗流。
南北宋的繁華今人已經難以想象，GDP占世界50%以上，經濟、文化、科技達到中國曆史的頂峰，而且人民富足豐約，官民心性鬆弛，大宋朝三百年，竟無一文字獄，也從未有改革或者直言的官員丟了性命。宦官亂政、地方割據、民變起義等也基本沒有或者僅局部發生幾起，沒有橫貫全國的大殺戮。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另有學者說，這是中華民族的“文藝複興”，如果再發展下去，足以形成另一種形態的經濟科技文明，可與歐洲文明的崛起相抗衡。
但天不假年，從來富貴轉眼過。強大的蒙元帝國軍事機器，在以摧枯拉朽之勢蹂踏歐亞大陸後，突然調轉鋒頭，瞄準軍事弱小的南宋。令世界驚歎的是，最不尚武的宋文明竟然是野蠻的遊牧軍團最難啃的一塊土地。四川釣魚城軍民與忽必烈對峙了36年，這在蒙元世界攻伐史上從未有過，他們從來都是幾天攻下，屠戮全城。誰知，裹挾西夏軍、“偽軍”等幾十萬大軍的鐵騎，對付南宋最後一支由幼帝及十幾萬宮女文官組成的最沒戰鬥力的“軍隊”，竟然也多日不破。
叱吒風雲的蒙元帝國愈發欲集全力一舉消滅這片土地上的最後敵人，南宋一批忠貞的大臣為保存江山最後的希望，屢戰屢退，擁立幼帝從杭州退到福建，再退到廣東，直至崖山，三麵大海，再無可退。以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宋末三傑”為代表的王朝精英們，慷慨赴國難，踏上了曆史留給他們的最後舞台。
公元1279年，人類古代史上規模最為宏大、戰局最為慘烈的一場海戰在廣東新會崖門海域爆發。這是兩個民族之間異常殘酷的一場海戰，雙方共投入兵力40餘萬，動用戰船2000多艘。時逢台風，大浪與炮火交織，巨舟與鐵船相衝，南宋軍民雖同仇敵愾，但“天欲滅宋”，最終無力回天。陸秀夫看大勢已去，背負幼帝蹈海而亡。據記載，最後的時刻，年僅8歲的幼帝趙昺態度平緩，與大夫同去“見先帝”。十幾萬將士、文臣、宮女、太監也都蹈海，追隨他們自己的王朝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