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情感與電影創作
學術論壇
作者：姚婉莉
[摘 要]時代情感深刻地決定著人們的電影藝術的創作活動和欣賞活動。時代情感是電影藝術創作者出現各種創作流派的重要原因，它對創作群體的出現起著本質性的作用。在今天，以高學曆文化青年為主體的電影觀眾在當下這一曆史時期的共性情感，決定著電影的票房，因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電影創作和電影投資。把握住他們這個群體的時代情感，對於電影藝術的決策者、創作者和投資發行者們是十分重要的。
[關鍵詞]時代情感；電影藝術；情感反叛；情感危時代
一、難以預測的觀眾口味
當美國大片最初進入中國電影市場的時候，很多電影工作者表現出了無所適從的迷茫。如何從美國大片這條“大狼狗”的口中奪得一點它們吃剩下的肉骨頭，這幾乎成了挽救國產電影的大計。中國電影人以自己對於電影藝術的熱愛和執著，奮起捍衛著自己的文化領地。最初的策略似乎就是用國產大片來對抗美國大片。不能不讚賞馮小剛、張藝謀和陳凱歌在這個時期所作出的奮鬥。他們以自己世界級的想象力創作出了諸如《夜宴》《滿城盡帶黃金甲》《趙氏孤兒》等一部又一部的國產大片，保住了國產電影在國內市場的半壁江山。當時有人總結出一個據說是難以逾越的規律：要想戰勝大片，必須拍攝大片。而且隻能拍攝古裝的動作片。那些中小投資的、表現現實生活的作品，絕對得不到好果子吃！
然而，這樣的說法不久就被《瘋狂的石頭》打破了。這部投資僅有300萬的小成本電影，卻在世界杯期間獲得了2300萬的票房回報。那些斷言小投資不能有大回報的人卻沒有反思自己的論斷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卻繼續堅持說，這不過是一個個案。而且據他們說，是不可複製的偶然。
可是就在此後，那些中小投資的、涉及中國人現代生活的電影作品卻一部高過一部地取得了高票房的成績。《失戀三十三天》《中國合夥人》《北京遇上西雅圖》《致青春》《泰囧》《小時代》《心花路放》……中國影壇上好像展開了國產電影的一場真正的票房大比拚，以致某位電影局的領導在講演的時候得意地對聽眾們說：“現在我們國產電影，一不留神就能過億。在中國未來的影壇，單片票房超過50億應該是不遠的事情！”2014年，位列國產電影票房前10名的影片中，有6部就是5000萬以下的中小投資的影片。這個時候，沒有誰再說“那是一個不可複製的個案”這樣的話了。他們搖著頭說：“真有些看不懂。”
其實，我們應該是可以預見這一天會到來的。美國大片對中國電影市場的衝擊不會是永遠的，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用美國大片滿足視覺欲望的需求不可能替代中國人從銀幕上看到自己生活的期待。而中國人的情感，隻有中國人自己才能表現。尤其是作為電影主體觀眾的青年們，他們不會僅僅滿足於美國大片帶來的視覺快感，他們那種從銀幕上看到自己的人生和情感的欲望，在看了太多的美國大片之後，反而更加強烈了起來。畢竟，他們看夠“人家的生活”之後，還需要去看看“自己的生活”。
二、時代情感下的電影潮流
說到底，電影是一種情感媒介，電影創作者把自己體驗過的情感“錄製”在他的作品上，然後傳達給他的觀眾，以期在觀眾心中激起相似的情感體驗。電影之所以有不同電影類型的劃分，就是因為它們把人類情感中的喜、怒、憂、思、悲、恐、驚變成喜劇片、正劇片、悲劇片、感傷片、心理片、驚悚片或者恐怖片，以此來滿足電影觀眾的特定的情感需求。可以說，電影藝術便是一個情感傳遞的工程，這個傳遞鏈條發生在作者情感、角色情感和觀眾情感之間。如果哪個環節出現失誤，這個作品便會功虧一簣，受到觀眾的冷遇。電影作者（尤其是投資人、劇作家和導演）所要推出的這部作品的情感，必須是能夠在最大範圍的觀眾人群中獲得共鳴的和他們最期待宣泄的情感。那些背離多數人情感體驗和需求的作品必然會受到市場的冷遇。正因如此，電影創作者是否能把握住時代情感便成為能否取得高票房的關鍵。
所謂時代情感，即指人類在某個時代中產生的共性情感。這種情感的共性特征是由人們所處的地域、生存的物理的和社會的環境、人的生理的成長階段等諸多因素的相似性而產生的。例如，二戰後的意大利人，經濟貧困，失業率高，人們的生存問題成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人們在經濟極端貧困的情況下的普遍情感是什麼樣的？貧困會摧毀人的尊嚴嗎？貧困會讓人和人之間的親情、友情、愛情受到什麼樣的考驗？人們渴望著寒冬中相互依偎取暖的那種情感。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才會出現《羅馬十一時》《偷自行車的人》這樣的電影作品，才會出現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這樣的電影創作集群。然而，當意大利社會走到20世紀50年代的中後期，經濟逐漸好轉，社會逐漸中產階級化，溫飽不再是社會最突出的問題了。相反，在吃飽了肚子之後，人的精神問題便成為了社會的主要問題。人們開始感受到兩大危機：心靈的危機和人際關係的危機。迷惘的情緒籠罩著吃飽了肚子的人，人們困惑於人生價值的迷失和人際關係的日益冷漠，這才會有《八部半》和《奇遇》這樣的被人們稱之為內心現實主義的電影作品集中問世。事實是，任何一次電影運動的形成，都是最廣泛的社會時代情感所催生的。“新德國電影”“法國新浪潮”和“新好萊塢電影”的形成，都無一例外地是當時特定社會中時代情感的產物。在“新好萊塢電影”代表作《對話》中，我們分明可以感受到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最典型的共性情感狀態：作為動物屬性的人類，本身有著類生活本能，這種本能使得他們希望去親近他人。影片中的那個竊聽師所從事的職業本身就有此種心理的象征性意義，使他不斷地去窺測別人。然而，社會的異化卻使人們把自己的情感包裹得很緊，每個人都與周圍世界保持著一種戒備甚至敵對的心理狀態。這種情感的疏離和敵視似乎是通過人類發明的竊聽裝置來完成的。那些竊聽裝置原本的功能是使人們在遠距離傾聽得到別人的聲音，應該是一種拉近人們距離的工具，現在卻幹脆變成了人們敵對關係對抗的武器。人類拜倒在自己的創造物麵前，這便是物質高度發達的人類社會的最典型的異化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