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作為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城市和家庭手工業繁榮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外溫州還是個具有悠久移民曆史的地區。例如，南宋末期（公元960-1279）具有永嘉學派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特性的溫州商人為了逃避蒙古族的統治移民到現在的柬埔寨，19世紀末溫州平陽出身的農民（約10名）經過澳門移民到古巴哈瓦那。
但溫州人移居到海外的主要是為了商業目的，特別是鄰近溫州的青田縣在南宋時代從事采石業者為了銷售石頭雕刻商業活動開始大規模海外移民。因此，溫州人不僅形成了國內商業網絡還通過海外移民在美國，歐洲等的重要城市形成了以溫州人為中心的商業網絡。
但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溫州的工商業行為被當作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右派來批判，從此溫州人的商業才能受到極大的遏製。特別1956年是為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實行計劃經濟體製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1958-1960年）提倡“以糧為綱”，對棄農經商行為采取嚴厲批判態度。因此溫州農民的副業，即不參加合作社或人民公社的而“單幹“的行為招到反對，溫州商人商業行為和民營經濟極度衰退。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時期，溫州作為“反對資本主義武力鬥爭”（後來變質為姓氏別武力鬥爭）最激烈的地方之一，溫州城市和農村的企業生產活動全麵被終止。
總體而言，由於受當時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體係的影響，不但傳統以來主導溫州經濟發展的商工業活動受到限製而且以家族企業和家族經營為主要特征的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和商人活動受到挫折經曆了很長時間的停滯期。
3.改革開放以後：溫州商人的形成過程
溫州地區以溫州商人為依托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民營經濟沒有比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發展更引人注目了。換言之，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鄧小平時代地方政府進行了以市場化和企業財產權改革為核心的分權化改革，這也成為溫州的農村地區非國有部門的私人所有的鄉鎮企業獲得了迅速發展的竊機。改革開放政策推進以後溫州的民營緊急發展過程有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民營經濟發展的回複階段（1979-1984年），這一時期以個體經濟為中心的溫州民營經濟開始恢複發展。但是這一階段溫州的經濟主體還是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為主，工業，農業，商業等主要還是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占主體地位。特別是溫州地區的國有，鄉辦企業，村辦企業，個體企業或民營企業等企業所有製中家庭手工業，個體戶得到恢複和發展。
第二階段，股份合作製企業的階段（1985-1993年）。這一階段溫州的國有經濟比重下降，民營經濟的力量迅速成長。特別是這階段不僅是股份合作製企業的形成發展，溫州的民營經濟間互相資本協助聯合發展的階段。溫州的個體企業通過聯合，合夥人，股份合作等形式加強企業的資本，技術，人力資源的力量，特別是股份合作製企業，得到溫州是政府的正式認可和支持。到1993年，溫州的股份合作製企業數達到36，887家，其中家族型股份合作製企業占據了87.8％。
第三階段，現代企業製度的階段（1993年--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進一步深化了市場化改革，當時的一些溫州民營企業已經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並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溫州民營企業開始逐漸導入現代企業製度。特別是，1993年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公司法》以後中國的很多企業開始積極改革公司治理結構，努力建立現代企業製度。
總之，以溫州商人為核心的溫州民營經濟與改革開放後市場化改革過程的相結合下得以飛速發展。現在雖然部分股份合作製企業開始向現代企業製度轉變，但股份合作製企業是溫州民營經濟的核心的地位不曾改變。這種占溫州經濟90％以上比重的多樣化形式發展的民營經濟是溫州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
Ⅳ.溫州商人形成過程的曆史製度分析方法
1.溫州商人的交易網絡
溫州人不管在在國內外的各地域，都形成了以溫州商人為中心的溫州街和溫州城。通過這些，形成了溫州人的社會交易網絡。舉個例子，在中國國內的北京近郊，就有有名的“浙江村”，在武漢，重慶，沈陽等地也形成了“溫州城”。在國內外分布的溫州人和溫州的民營企業也也構築了緊密的販賣網絡，溫州商人不斷的開拓了這些企業的產品銷售市場。即，溫州民營企業利用了地域共通體的交易方式進行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