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定縣實驗”，晏陽初更加確信，中國農民自古以來也有四大病症，愚、貧、弱、私，平民教育就是培養起人們知識力、健康力、生產力、組織力，來戰勝四大頑疾。他在定縣推行的鄉村教育，基本涵及四大類：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留洋博士們把鄉村當作社會實驗室，開辦農民學校，教村民們識字遣詞，學科學，農業技術改良，創辦農民報，建立廣播電台，開展農民戲劇，上演詩歌民謠演唱等——難以想象，80年前的一個閉塞鄉村已經有如此豐富的文化生態。
1933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走訪定縣，他在記錄中寫道：“定縣人民，從外表上看，並沒有什麼和中國其他各地村民不同，但形成他們許多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的心靈以及其整個生活的前途……黃土之中，一個年輕的農民用鋤頭寫出：在中國掃除文盲；而旁邊一位姑娘則寫道：為國家塑造新公民。”
1929年到1931年，先後有近百位當時社會精英人士舉家搬到定縣。晏陽初希望通過這樣的平民教育實踐，造就“一代新民”。
想起這兩位中國平民教育的先驅，是在看完一個報道《波士頓人》後。哈佛，麻省理工，布蘭迪斯，百森學院……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像波士頓那樣，聚集了如此密集的頂級大學和商學院，也聚集了密度最大的中國留學生。地域的特殊，造就了人才氣質的特殊，這些麵目全新的一代中國精英留學生，被稱為“波士頓人”。
報道記錄了一些“陽光書屋”的項目成員。楊臨風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創業計劃是回中國農村做貨郎，把零售商品帶到貿易不便的雲貴鄉下，同時創立一個幫助農民工從城市雇主手裏爭取權益的組織。秦玥飛在耶魯讀書的時候，就利用假期回國在湖南、甘肅農林調查，研發出一款專為中國農村學生設計的平板電腦。還有劉禹奇，從肯尼迪學院畢業後，到湖南衡山賀家山村做起了村官。楊歌在參與農村信息工程工作之前的履曆是伊頓公學、沃頓商學院和BCG谘詢公司，現在他們共同服務的項目是“陽光書屋”，致力於農村教育信息化。文章記錄了這群名校學生耳朵上插著香煙，披著軍大衣，皮帶上夾著手機，踩著防泥雨鞋到試點學校探訪的場景。
陶先生當年說：我是個中國平民，去國外一趟好像成了貴族，回來我還是要做中國平民。陶先生的意思，我理解是，接受最精英的教育，仍要知行合一，樂於從事最鄉土的實踐。中國平民不僅隻是個身份，還關涉價值觀和信念：不管你有多強，守住弱；不管你有多富有，守住質樸；不管你有多得意，守住謙卑。
當年，陶行知的曉莊師範有個教學方式叫“小先生製”，就是任何人，你知道一個道理，應該馬上去告訴別人。“中國平民”就是我今天知道的道理，和你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