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今昔
新城事/新天地
作者：張迪 鄧雲波 李文輝
一座城市的期待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靖出任桂州總管之後，便著手營建桂州城。他選取漓江西岸，獨秀峰東南，約今解放東路與正陽路交叉處，作為築城的中心，開始了唐代桂州的第一次營建。李靖此時修築的桂州城又稱衙城、子城，是官署衙門的所在地。”上述是《桂林通史》（鍾文典 主編）關於桂林唐代建城的記載。另據文獻記載，子城的規模“周三裏十八步，高一丈二尺”（即城周長1·6524公裏，當是每邊長約400米的方形）。
今天的東巷和西巷，或許就是當時的子城所在地，或者在子城的旁邊，隻是那時還不叫“東巷”、“西巷”。目前文史界查到的最早正式稱“東巷”和“西巷”的文獻記錄，出現在清朝嘉慶七年版《臨桂縣誌》三十二卷（光緒六年補刊本）。即使從清朝嘉慶年間算起，東西巷的文化積累也讓人不可小覷。而桂林文史界前輩鍾文典先生在世時證實，今天的東西巷在唐代時確已有居民安家落戶。
在桂林城中心拔地而起的獨秀峰，從古至今一直有著特殊的地位。特別是明朝朱元璋後人，在獨秀峰下築四麵城牆，建靜江王府之後，獨秀峰在坊間更有龍脈之地一說。民間流傳，桂林市區的山均是圍繞獨秀峰而生，所以取“一枝獨秀”之意。唐朝詩人張固曾描述獨秀峰“孤峰不與眾山儔，直上青雲勢未休”，清代詩人袁枚則稱“桂林山形奇八九，獨秀峰尤冠其首”。
風水學是一門包羅萬象的大學問，不是簡單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從風水學的角度分析，如果獨秀峰所在的王城屬龍脈之地，位於王城前麵的“東巷”和“西巷”則分別稱之為“青龍”和“白虎”，久居此地的人會發家旺祖。且不管傳說中的風水學是否具有科學性，但清末以後桂林眾多的達官貴人、富豪鄉紳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在東巷安家落戶。而他們在此安家之後，追尋其家族發展軌跡，也的確一路輝煌，在不同領域均有所建樹。這是曆史的巧合，抑或命運的使然？
如今的東巷，人們眼中看到的往往隻是殘垣斷壁 、朽木碎瓦。而懷著一份敬意和怯意，沿著東巷的歲月之路，小心翼翼剝去掩蓋曆史的殘垢，撫去遮蔽曆史的灰塵，揭開那一段段被深藏的關於東巷的故事，會讓人興奮和感慨，也給人啟迪和安慰。
且讓我們走進短短幾百米的東巷，尋覓那些風雲人物在桂林王城根的曆史遺跡——
東巷9號： 岑公館，廣西曆史上唯一的一門三總督的發祥地；
東巷12號：韋瑞霖，桂林解放前最後一任市長故居舊址；
東巷1號：清末參與“公車上書”的桂林龍澤厚故居舊址；龍六緯，有據可查荼毗後得三顆舍利子的比丘尼孕育之地；
江南巷1號：魏繼昌故居舊址，當年廣西同盟會秘密支部所在地；
蘭井巷7號：長期潛伏在白崇禧身邊的中共黨員謝和賡故居舊址；
……
這裏，曾是名人雲集的古巷，也是“張永發”、“熊同和”、“黃昌典”等諸多桂林商業老字號的發祥地。由於曆史原因，特別是經曆抗戰大火的浩劫，而今那些豪宅大院多已不複存在，留下的或是殘垣斷壁及抗戰勝利後至建國初期重建的一些民房。
如今，秀峰區把正陽東西巷曆史文化保護地段修繕整治列入“十二五”規劃重點建設項目之一。我們期待著修繕整治後的正陽路東西巷，不辜負桂林這座曆史文化名城，為桂林建設國際旅遊勝地增添新的文化亮點。
風雲人物，湮沒在殘垣斷壁間
東巷9號：岑公館，“一門三總督”的顯赫家族
深入了解東巷9號之前，我對東巷9號沒有多少好奇之處。畢竟，房子外表普普通通，與一般的民宅似乎沒什麼不同。直到有一天，無意中走進東巷9號，在樓梯間看到殘存的精致雕刻，才明白這是一個有大故事的地方。
後來查資料，果然。今東巷9號的第一任主人，竟是岑毓英。
岑毓英，壯族，廣西西林縣人，清末重臣，因鎮壓雲南的回族起義，曾任雲貴總督。岑毓英異母弟岑毓寶，曾代理雲貴總督。岑毓英的三子岑春煊擔任過兩廣總督。西林岑氏是號稱“一門三總督”的顯赫大家族。
據史料記載，清道光年間，岑毓英來省府桂林應試，就思考以後在桂林安家。他在雲南發跡後，開始付諸行動。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前，岑毓英在昆明任上以鎮壓回民起義的“功勞”連獲太子少保銜、一等輕車都尉，升官至雲貴總督，並已建有宅第在桂林水東門街（今解放東路）中段。
撰寫《岑毓英》、《岑春煊》、《岑毓寶》等長篇曆史小說的西林縣作家梁福回憶：岑毓英在桂林安家約在公元1874年，當時他安排去世的兩位夫人葬在桂林。
對此，《岑毓英》一書介紹：岑毓英在雲南站穩腳根不久，夫人江氏、賴氏去世，他於是叮囑岑毓寶等家人：“廣西西林縣那勞寨離省府桂林二千多裏，岑氏讀書應試既遠又苦，極不方便。不如叫兒子家將其母親安葬在省城附近，然後購買房屋，僑居桂林，解除兒子們的後顧之憂。”此後，岑毓英又對兒子岑春榮、岑春熙交待：“桂林府屬的臨桂縣城東十五裏處有座堯山，根據我的測算，江氏、賴氏之命就符合那座山。春榮、春熙，你們兩把兩個母親的屍骨運到桂林後，找個地理先生測定一下，分別把她們葬了。之後在桂林買下一幢舊屋，你們就住在那裏吧。等我有時間回歸後，才增置田宅，建立廟墪，作為長久之計。”
小說中的描述或許不足以考據岑毓英選擇桂林東巷的原因，但從中透露岑毓英選擇桂林東巷或許有風水學上的考慮。
光緒二年，岑毓英繼母謝太夫人在西林病終，岑毓英丁憂三年。光緒三年五月，他到桂林，於宅第之旁，“增購地基，尊會典，立家廟，廟後為家塾，鳩工庀材費萬餘金，曆三年而落成，又以萬金置房屋田地，歲以租入為廟塾義產，後複撰立家廟碑銘，家塾四箴，並審訂經費章程，編於族譜”。
家廟是奉祀祖宗、神佛或前代賢哲的地方。岑毓英的故裏在西林，為何偏到桂林大置產業、興建家廟，還遍勘塋地呢？據說，他為景仰陳宏謀而來。對此，光緒二十五年趙藩所編的《岑襄勤公年譜》及《宮保製府西林公勳德介福圖》等均有記載。
岑毓英在桂林興建的家廟，選擇在明靖江王城之東南側仁壽宮的右麵，水東門街中段與東巷中段（今東巷9號是其中一部分）之間，坐北朝南。岑毓英選擇的這個地方，也是唐武德年間桂州總管李靖最初建桂州衙署的地方。
岑府建築甚為壯觀，有三憲衙署的氣魄。據老桂林人劉榮華向桂林文史專家趙平回憶：“西林岑大人的府第我進去過，清稱宮保第，民國叫岑公館，有家廟、塾館。大門在今解放東路醫藥器材公司處，後牆伸到了東巷。雕梁畫棟，大門額懸有‘宮保第’匾，為五開間、三大進深、二層的深宅大院。”
岑氏的家廟，主體是“宮保第”，堂名為“岑裕後堂”。岑毓英在西林縣故裏已建有“宮保府”，在桂林又建第二個“宮保第”府。清朝末年，岑氏“宮保第”常有唐景崧與劉名譽光臨府上。民國後，陸榮廷來桂林也是“岑公館”的座上客，這一時期的主人已是曾任兩廣總督的岑春煊了。
相比岑毓英，岑春煊的故事更為傳奇。桂林人對岑春煊的熟悉程度也遠超岑毓英。桂林坊間流傳，岑春煊的舉人是作弊得來，他的發跡從救駕慈禧開始，還有他“買”雁山園後來又捐給國民政府的軼事。但有史料記載，康有為到過桂林三次，他第二次到桂林時，岑春煊的確為康提供諸多方便，並多次邀請康去其桂林東巷的岑公館。
作為清末重臣，岑春煊與袁世凱勢力抗衡，史稱“南岑北袁”。他僅在兩廣總督任上就劾罷不法汙吏瀆職者1400多人，全國為之震動，人送綽號“官屠”。 岑春煊通電清廷放棄帝製，讚成民主共和，袁世凱複辟帝製時，他被推舉為討袁護國軍都司令，張勳擁博儀複辟帝製時他也通電致討。1920年後，岑春煊到上海做了寓公，桂林岑公館由管家岑九麻子管理。桂林岑公館的田產多在大圩，解放初，岑老九常被命令去接受批鬥、退田，再沒有精力和心情管理岑公館了。
話說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岑毓英在昆明病逝，遵其遺囑，靈柩從昆明運回西林那勞舉辦相關儀式後，又送往桂林葬在堯山。岑毓英墓為清代重臣命官的榮葬規製，在廣西僅次於大學士陳宏謀墓的規格。因在雲南主政期間殘酷鎮壓回族人民起義，岑毓英離世70年後，他在桂林的墓園也因此驟起風雲，曾有回族人民代表要砸爛他墓園的三塊禦賜碑，後經統戰部門領導做工作，才同意拆除封存。
岑氏家族除岑毓英與元配江氏入葬在堯山高高嶺外，還有其繼配賴氏葬在高高嶺。其子春字輩中，長子岑春榮葬臨桂縣保寧鄉潯江村老虎界嶺，二子岑春煦葬市東郊橫塘大路村。其孫德字輩中，有岑春煊元配劉氏與長子岑德固合葬在靈川縣定江鄉。據載，岑春榮有二子一女，女岑德芬，嫁廣西賀縣於紹侯，於紹侯的女兒於立群，就是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夫人。
為何岑氏墓地遍葬桂林的東西南北？據說，這是相信風水的岑氏族人一代代地請地理先生四處踏勘所謂的龍脈氣象的結果。坊間傳言，岑毓基在光緒初年常去堯山，一是趕廟會，二是狩獵，三是踏勘陰宅吉地。岑毓英將自己的歸宿之地選在桂林堯山，與他當初選擇在東巷建公館和家廟一樣，深受風水學的影響。
拋開風水的影響，研究岑家的曆史會發現岑家搬遷至桂林東巷後，岑家幾代人均在曆史上產生重要影響。或許，東巷9號真是岑家一門三總督的發祥地。
東巷1號：龍澤厚，康為有兩次來桂講學的牽線人
東巷曾經居住一脈龍姓後人。或許是曆史的巧合，龍家自從搬遷到東巷後，也是幾代人均在桂林曆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看來即使風水好的地方，也不一定旺每一位入住的人，與此地風水暗合的人才能得到護佑。
自稱是龍獻圖後人的“龍宗甲”先生曾在網上撰文《桂林東巷龍家》介紹龍家和東巷的關係。
龍宗甲在這篇文章中回憶：“從前巷子口立有一塊石碑刻有“兄弟翰林”四個大字，指的是我大爺爺龍朝言和三爺爺龍朝翊兩兄弟。龍家坐落在巷中尾段南側的拐彎處。據我大姐回憶，這是一座高深的庭院：門樓上掛著幾塊高腳，兩旁分別種有一株臘梅和柑橘樹。天井的左右兩邊的廂房均為三開間的兩層樓房，左邊第一間是佛堂；右邊第一間是管家住房，中間是橫廳，廳內兩旁是紫雲木的八仙椅，中間是雕花橫床；第三間是藏書房，堆放著幾十隻上麵刻著“憶園藏書”字樣，下麵的供桌上擺放銀製的供具，一盞粉紅色的水晶玻璃燈晝夜長明。後兩進是父輩共四房人的住房。”
龍宗甲介紹，其高祖父龍獻圖，字雨川（1755年—1838年），出生在臨桂縣兩江鎮信果村頭村一個農民家庭，後成為著名的詩人和教育家，三元及第的陳繼昌就是他的門生。曾祖父龍寅綬（公元1820年—1894年），1876年他辭官回到村頭村老家，當時在身邊的有側室生的四個兒子， 皆在童年，孫子龍澤厚僅14歲。為了子孫們有一個好的成長環境，他第二年作出了一個重大決策：舉家搬遷桂林。故龍家是1877年定居於東巷的，到1941年將屋賣掉，在東巷住了64年。
龍家具有傳奇性的人物很多，龍澤厚是其中之一。
龍澤厚（1860年—1945年），字積之，龍朝言之子，龍寅綬之孫。清光緒戊子（公元1888年）科優貢，曾任四川知縣，不久，調任廣東翁源縣知縣。光緒十八年辭官回鄉，途經廣州，登門拜康有為為師，入萬木草堂讀書。
龍澤厚在曆史留下濃重一筆，多因與康有為的交往。
龍澤厚拜康有為為師時已是32歲，是當過知縣的朝廷命官。康有為因此稱他為“知縣門生”。康有為兩次來桂林講學都是由龍澤厚安排。
據記載，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最初參與上書簽名的十八省舉子，人數達1300餘人。而如今所看到的“公車上書題名”，卻隻有十六省603人。說明當時確有不少簽名者，因膽怯而退出。在最後的“公車上書題名”中，吉林隻餘1人，江西餘2人，湖南、湖北餘4人，最多的是廣西，達99人。
這與康有為在桂林的講學有關。康有為作為一個大學問家，一生三次辦學：一是在廣州開萬木草堂，二是兩次在桂林講學，三是在上海辦天遊學院。這三次辦學龍澤厚都以不同的身份參與。此時的康有為已是多受譴責的人物，但龍澤厚始終沒有背離過亦師亦友的康有為，和康有為的相知相交前後達35年。
龍澤厚後人的身世也頗富傳奇。
龍潛（1885年—1945年），龍澤厚之子。康有為兩次來桂講學，他是學童。1914年出任廣西桂林省立圖書館館長（用名龍宗蔭）。抗日戰爭時期，他曾任桂林榕門美術專科學校校長，與徐悲鴻、關山月、陽太陽一起多次舉行畫展義賣，支援抗日。
龍九經（1892年—1935年），龍澤厚次女，是中國早期走出家門到社會工作的新女性。辛亥革命後在桂林女子師範當老師，後考進北京政法學堂培訓班學習。擔任過中國女權研究會副會長。她是國民黨立法委員會委員、最高法院院長焦易堂的夫人。1928年焦出任民國政府立法院首屆立委、法製委員會委員長，主持法律起草工作，她給予很大幫助。在她積極參與下，司法部於1929年5月創立首都女子政法講習所，宋美齡等13人為董事，龍九經為所長。她還是民國南京首位女法學家。1935年初在上海去世，年僅44歲。
不過，據龍澤厚的三女兒龍六緯在《我是怎樣昄依佛門的》一文中回憶，龍九經的這段婚姻並不幸福，她後來的出家也與姐姐的這段婚姻有關：
“……姐姐名叫九經，她博學多才，尤長文學，因此被國民黨一個姓焦的立法委員看中，爾後憑父母親之命、媒妁之言（由立法院院長於右任作媒）結了婚。婚後不久，夫妻之間感情上便產生了裂痕，姐夫對姐姐態度十分粗暴，不久之後竟接連討了兩房姨太太。姐姐氣極，憤然到外麵辦學，借此減輕內心的忿懣和痛苦。姐夫不但不思已過，反而變本加厲，在精神上百般折磨姐姐，致使婚後十二年姐姐即隨鬱憤而死。這場由於婚姻不自由而造成的悲劇，令人不寒而栗。而尤其使我萬分氣憤的是，姐姐屍骨未寒，這位身為立法委員的姐夫，竟然恬不知恥地向我求愛。……就在這個時候，我產生了遁入空門，修持佛學，以求解脫一切世俗煩惱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