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禁佛教、廢佛寺、毀銅像等歸鹽鐵使鑄錢。除年號“會昌”外，背文名有二十餘種，洛、益、京、荊、藍、越、襄、宣、洪、兗、潤、鄂、平、福、興、廣、桂、潭、丹、梓、梁等。另有“永”字，原有爭議，今則有五代錢幣窖藏出土為證。安史之亂後，由於四川、淮河以南受戰亂影響較小，經濟重心漸而南移。會昌開元二十三個鑄錢州郡中，秦嶺淮河以南地域即占了十七處。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盡黜會昌新政，新錢以字可辨，複鑄為像。可以推測，會昌開元從存世與出土數量上來判斷決不是單單是在一年內鑄造的，自會昌五年始至唐亡的六十年時間裏，各地仍在繼續鑄造和使用背鑄州名的會昌開元。會昌開元在其後的紀年墓葬與唐後的錢幣窖藏中也有不少的出土與發現。
從會昌開元錢背州郡字名鑄法上來分析，背字應該是由兩種方法鑄成的。一種是在母錢壓印後，背字由加戳形成，稱“加戳錢”。特征是背字高或低於錢內外郭，或置在內外郭上，字間筆劃不甚清晰，字位升降仰俯無定規。第二種稱“刻製錢”，其背字與麵文同時製作，特征是背字較前者大並有變化，背字與內外郭側視同樣高低，字與錢體結合自然一體。後者的發現量較少。而加戳在會昌錢上的應用，應該是受到了印章的啟發和影響，如宋錢活字法鑄錢的觀點得以成立的話，會昌錢背字加戳應該是這類鑄法的源頭。
唐代晚期鑄造與流通的開元錢，除部分還算工整外，大部分是用舊錢翻鑄的。故錢文模糊不清晰，質次形小，錢背的月紋也無章法可言。這也是晚唐內有宦官專權和南衙北司之爭，外有藩鎮割據和農民起義之憂，中央政府無力控製局麵在鑄錢上的一個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唐時，在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伊塞克湖、塔拉斯河及楚河地區，有昭武九姓與西突厥汗國。七世紀中葉，昭武九姓諸國為唐的羈縻州，將其分府州兩級加以管理。唐景龍三年（公元709年）起，唐朝多次冊封突騎施首領為可汗，突騎施在抵禦大食入侵，保衛唐西部邊疆中作出重要的貢獻。由於這一地區漢魏時稱粟特，故又稱粟特地區。
七至八世紀，粟特地區在唐朝政治經濟文化的巨大影響下，大量鑄造與流通仿唐製青銅方孔圓錢。錢麵為“開元通寶”，錢背有族徽與粟特文的王名稱號或隻鑄族徽，也有素背的，鑄地在撒馬爾汗與布哈拉等地。該地區發現的出土錢幣較大的地點有片治肯特城址（今塔吉克片治肯特城東南），阿克別希姆城址（今吉爾吉斯托克馬克城西南）。在斯米爾諾娃《粟特青銅幣總目》與李鐵生先生編著的《古中亞幣（前伊斯蘭王朝）》亦有披露與研究。朝鮮與安南也鑄過“開元通寶”，可見開元錢對周邊地區的影響是深遠的。
對唐“開元通寶”錢的鑄造方法的探討，錢幣界對此也爭論激烈，但仍無定論，有失蠟法、範鑄法、翻砂法等論點。曾見有開元錢範拓圖，取自《古錢藪》，從範上的形製分析當為後期偽作。日本奈良飛鳥池遺址出土的富本錢翻砂鑄造的砂型殘範的發現，為唐“開元通寶”屬翻砂法鑄造的論點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因為富本錢鑄時與開元錢相近，而當時日本的錢幣形製和鑄造方法，應該是以唐錢為標準的。迄今我們沒有見到可以確認的“開元通寶”鑄範，而從開元錢幣上出現的錯位、重文等現象，也為翻砂鑄錢提供了重要的佐證。但早期的開元錢似乎與中後期的鑄法又有不同，它應該是改範鑄進而用翻砂法鑄錢之間的一種過渡。對翻砂母錢的認定，目前或許存在認知上的偏差，應該將不同年代與地區不同文字版別的錢幣區分開來，而那些銅質精良、內外郭經挫磨、錢徑大於同版別的錢幣，大概就是我們要找的母錢。
唐“開元通寶”需要解決的問題仍有不少，在版別分類與定名上，也有不少有待商榷之處。據聞，目前“開元通寶”的分類書籍正在編著中，希望能有更新的成果。本文作為一個階段的研究心得，總結起來供讀者批評，以利提高對唐錢的研究水平。（責編：丁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