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爪哇島很早就有吸鴉片的習慣，十七世紀中葉通過與爪哇島同樣被荷蘭人占領的台灣，吸鴉片的習俗傳人福建省和廣東省。
從十七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中葉的一個世紀，向中國走私出口鴉片的不是英國人而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從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殖民港果阿將印度中部生產的鴉片運往澳門，再轉賣到中國。在這一個世紀裏，每年大約有兩百箱左右的鴉片流入中國，每一箱鴉片約為六十公斤，相當於一百名鴉片吸食者一年所吸食的鴉片數量，由此可以推算當時中國存在有兩萬人左右的鴉片吸食者，主要集中在以福建和廣東為中心的東南沿海地區。
隨著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統治的加強，該公司不僅每年需要向英國本國送回大量資金，同時還必須負擔英國派來的軍隊和行政人員的費用。但是從殖民後的印度向英國出口的主要商品棉花和砂糖都銷路不好，因為當時棉花和砂糖已經能夠從美國南部、埃及以及西印度群島進口，而且價格低廉。到1820年以後，這些商品在英國的販賣價格竟低於在印度的采購價格，東印度公司印度商品的出口貿易陷入赤字。與此相反，該公司的中國貿易卻繁盛非常，特別是從中國購買的茶葉在英國能夠高價行銷。為此東印度公司把需要從印度送往本國的資金迂回到中國采購茶葉，運回英國高價出售，這條路徑成為東印度公司增加收入的黃金貿易渠道。
從十八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為了解決對華貿易的巨額赤字和增加印度經營的收益，英國東印度公司組織向中國走私印度生產的鴉片。
鑒於當時清朝政府禁止鴉片貿易，東印度公司害怕直接走私鴉片會對茶葉貿易產生不良影響，采取了通過散商（country trader）向中國走私出口鴉片的方式。所謂散商是指從東印度公司獲取了在亞洲進行貿易許可的英國和印度的商人，這些商人隻能從事好望角和紅海以東的貿易，不能進行英國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的直接貿易。散商從印度將鴉片和棉花販賣到中國，雖然賺取了大量白銀，但是東印度公司卻禁止讓他們染指茶葉貿易，因此散商手中存有大量的白銀，對此東印度公司的廣東財務局在廣州對散商簽發彙票，散商通過購買東印度公司在廣東簽發的彙票可以在印度支取現金，免去了攜帶大量現金的不便。但是這裏要說明的是東印度公司廣東財務局對散商所簽發的彙票隻能在印度才能兌現。對東印度公司而言，利用散商購買彙票的白銀可以支付從中國購買茶葉的費用，而茶葉運到英國後又能獲利甚豐。走私鴉片的散商變相地為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易提供了豐厚的資金。由此英國的對華貿易形成了三角貿易體係：由散商從印度向中國走私鴉片，由東印度公司從中國向英國出口茶葉，再從英國向印度傾銷棉織品。
對英國而言，鴉片貿易是一個一石二鳥的方略，它既可以彌補對華茶葉貿易產生的巨額赤字，又可以給失去了棉紡工業的印度帶來經濟上的補償，減輕殖民印度的成本。但是，鴉片貿易的增大，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社會經濟危機。
十八世紀末每年流入中國的鴉片已經達到約四千箱，相當於四十萬鴉片吸毒者的年消費量。但是，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英國外相在給他的訓令中卻明確指示：“如果中方要求禁止出口鴉片，接受中國的要求，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開拓在其他地區的鴉片販賣市場。”這表明當時英國為了確保茶葉貿易的穩定已經做出了停止向中國走私鴉片的決斷，同時也意味著英國不願意放棄鴉片貿易所帶來的利益，在放棄對華走私鴉片後需要尋找新的販賣市場，而且也認為能夠找到四千箱規模的替代市場。但遺憾的是中國雖然執拗地要求馬戛爾尼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卻沒有提出禁止英國商人向中國走私鴉片的要求，鴉片問題沒有成為當時交涉的議題。
英國外相的訓令告訴我們英國人當時最重視的還是茶葉貿易，當然，四千箱鴉片的出口所帶來的利益也不容忽視，如果失去中國的鴉片市場，必須開拓其他市場來彌補。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後，中英關係出現了重大轉變，首先是對華鴉片走私的數量大增，中國鴉片走私進口量在1826年達到一萬箱，1830年達兩萬箱，到鴉片戰爭前夕的1838年達到四萬箱，相當於四百萬鴉片吸毒者一年的吸食數量。中國鴉片市場的急劇擴大給英國帶來的利益已經遠遠超過茶葉貿易，同時每年四萬箱的進口量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可替代的巨大市場。巨大利益已經使英國離不開對華鴉片貿易，正因為如此，才使英國不惜用武力來捍衛這種在英國本土被禁止的走私貿易。可以說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後，中國社會陷入了嚴重的鴉片中毒狀態，英國也成為了一個已經不能放棄對華鴉片走私的鴉片貿易中毒國。
美國對中國鴉片貿易的參與使對華鴉片走私更加猖獗。美國在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時期，被禁止與中國進行貿易，1783年美國獨立以後馬上開展了對華貿易。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國際金融市場在英國倫敦誕生，出現了“美國彙票”，所謂美國彙票是指以美國對英國的棉花出口作為債權發往倫敦的彙票。1830年以後美國商人將美國彙票帶到中國用於購買茶葉，英國散商也通過購買美國彙票獲得了向倫敦彙款的手段。
英國散商通過購買美國彙票從東印度公司獲得了獨立，成為對華貿易的主角。1834年東印度公司的中國貿易獨占權被撤銷，以散商為主的對華鴉片走私進入了更加猖狂的時代。
到1827年前後，走私進口鴉片的價值已經超過了中國茶、絲、布匹等出口的總和，中英的貿易結構發生逆轉，大量白銀從中國向英國倒流。
基於對鴉片貿易的危機感，清朝政府屢屢實施了禁止鴉片貿易的政策，但卻收效不大。中國的禁煙政策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禁止鴉片走私進口的政策；一類是禁止在國內的鴉片製造、販賣、吸食和鴉片館經營。這兩類政策在十八世紀末期以後都沒有能夠收到控製鴉片吸食和走私的作用，其原因在於十八世紀長期的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官僚腐敗導致清朝政府的行政體製處於崩潰狀態。在禁煙政策執行者的官僚和軍隊中鴉片盛行，官員和軍隊經營鴉片煙館的現象嚴重，實施禁煙政策最前線的廣東官員和軍隊更是陽奉陰違，雖然口稱嚴查鴉片走私貿易，但在收取賄賂的前提下卻默認了大規模的鴉片走私，走私一箱鴉片需要向廣東官員賄賂四十美金成為當時在廣東的外國人之間的常識。
1837年，清朝政府以強製性手段實施了全麵禁止鴉片貿易的措施，禁煙強硬派欽差大臣林則徐沒收了貿易商人手中的鴉片，並焚銷於廣州虎門。
但是英國已經不能失去賴以改善對華貿易結構能夠獲取暴利的鴉片貿易了。英國政府為了維護在本國被禁止的鴉片貿易，派遣了龐大的艦隊遠征中國打響了鴉片戰爭。在產業革命後實力大增的英國艦隊麵前，幾乎沒有真正海軍的中國不堪一擊，英國艦隊長驅直入，橫掃整個東南沿海，所向無敵，天朝帝國在一瞬間被新興工業國英國所擊敗。
1842年在南京，中國屈辱地簽署了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向英國割讓了香港，承諾了英國人強要的貿易條件。中國從此被卷入歐美列強的殖民地世界體製，國力迅速衰微，在世界生產總值中中國所占的份額從1830年的百分之二十九點八迅速下降到1860年百分之二十、1900年的百分之六點二。以鴉片戰爭為界。中國從東西貿易的受益者一舉淪落為產業革命的受害者。由此。中國進入了苦難艱辛的近代曆程。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在印度、斯裏蘭卡等地栽培茶葉的嚐試也獲得成功，中國不再是唯一的茶葉出口地。此後。中國茶葉的貿易條件急速劣化，茶葉的出口量也急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