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早期，康熙帝對於如何穩定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就確立了“西師”和“南巡”的兩大戰略。“西師”是指將解消曾經困擾曆代王朝的來自西部少數民族的威脅作為王朝的為政要務，為了穩定西藏、新疆和蒙古，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多次揮師出塞，平定叛亂。“南巡”是指全力為了安撫漢族士人、安定中華經濟中心之地，為此，康熙、乾隆兩帝曾幾下江南。
自古以來如何穩定少數民族地區是中國統治者的一大難題，許多王朝為少數民族的叛亂、入侵而滅亡，在這一點上清朝應該說是曆代王朝中做得最成功的。基於他本身就是東部的少數民族，較容易與中國周邊少數民族之間達成共鳴。同時康、雍、乾三代帝王的戰爭與懷柔交替的西師戰略也非常有效，致使清朝成為中國曆史上鮮有的一個不需要長城而又疆土遼闊的王朝。
作為少數民族統治者，清朝在戰略上意識到對中原統治的成敗取決於能不能得到漢族士人的支持和能不能控製當時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帶。康熙六次“南巡”和乾隆的六次“南巡”為安撫江南精英、籠絡人心、穩定和發展經濟、溝通南北往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784年乾隆在最後一次“南巡”即將結束時發表的《南巡記》中也強調繼位五十年來所做的兩件大事就是“西師”和“南巡”，應該說康熙時期製定下來的“西師”和“南巡”這兩大戰略，通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連續性地實施，為“康乾盛世”營造了穩定的局麵。
但是，清朝的統治者卻始終沒有能夠針對歐洲人勢力進入東方帶來的機會和挑戰製定出應對的戰略。雖然歐洲貿易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歐洲人的東進在宗教、領土、民族等各種層麵上也不斷給中國造成了許多的麻煩，但是一直到鴉片戰爭爆發之前，清朝政府都沒有能夠認真地正視來自西方的機會與威脅。
鴉片戰爭開戰以後，英國艦隊在作戰上準確地把握了中國防禦上的弱點，避開林則徐強化了守備的廣東，北上占領舟山群島，封鎖寧波和長江口，繼而再北上天津威逼北京，達到了脅迫清政府免去林則徐職務的目的。此後英國人在談判過程中為了得到與自己有利的結果，攻陷虎門炮台，相繼占領廈門、定海、鎮海、寧波和乍浦，攻略上海以及長江與大運河交彙點的鎮江，徹底地打碎了清朝政府持續戰爭的意誌。英國之所以能夠如此準確地把握中國在政治、經濟和地理上的弱點進行有效的攻擊，是因為早在1793年馬葛爾尼使節團來華時就測量了從廣東到渤海海域，經由大運河回程時又清楚地把握了大運河作為經濟動脈的重要性。馬葛爾尼使節團之後，英國更是不惜餘力地搜集關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情報，繪製了詳細的中國海域圖，整理了攻略據點的信息。在開戰之前，英國人甚至已經製定了一整套有關戰後賠款金額和政治要求的計劃。
與此相反，中國對歐洲的形勢以及其在亞洲的貿易實態卻缺乏了解。林則徐應該是清朝最先認識到西方信息重要性的官員，他曾經讓人將1834年在倫敦出版的《地理學百科字典》翻譯成《四洲誌》，讓其好友魏源調查世界形勢。魏源後來將收集的信息在鴉片戰爭後的1844年彙集成為《海國圖誌》出版，該書1851年流入日本，對幕府末期的日本政治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但是，清醒如林則徐者在當時屬於極少數，況且林則徐、魏源等做的西方研究也極其有限，戰略缺位和信息不對稱使鴉片戰爭中的中國茫然、被動、挨打和束手無策。
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實施“弛海禁”政策到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在這一百五十六年中享受了大航海時代東西貿易帶來的巨大恩惠。但是，當時中國卻把“盛世”的功勞都歸功於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名君的治國有方。雖然出口帶來的工商業發展已經與封建社會製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中國既沒有認真地對東西貿易進行過研究，也沒有采取過促進東西貿易的政策，更沒有針對東西貿易帶來的中國社會變革進行過任何社會製度和社會思想的改革。
在歐洲各國推行的重商主義政策下所形成的世界經濟體係中，中國雖然享受了巨大的利益，但卻並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當時世界格局的本質。十八世紀，英國從重商主義走向殖民地經營，進而走向產業革命和帝國主義發展模式，世界格局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於這一切中國一味漠然而無知。
自1498年達·伽馬的葡萄牙艦隊進入印度洋以後，東方貿易和殖民成為西方各國財富的重要來源，其東方事業的成敗直接關係到各國的國運，甚至霸權的興衰。1600年前後，歐洲各國更是相繼成立了“東印度公司”作為國策公司經略東方。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歐洲人已經在印度、東南亞和中國的周邊經營了三百四十餘年，而當時清朝政府的高層對歐洲的認識卻幾乎還是一張白紙。因此，當英國的發展模式發生變化而改變對華政策和行為方式時，中國的官員們無從對應，鴉片戰爭的爆發和慘敗有著它曆史的必然性。
然而，更可悲的是鴉片戰爭後中國仍然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場戰爭的真正意義。勵精改革，構建順應工商業發展的近代社會體製。
鴉片戰爭結束時。中國的總產值占世界的將近百分之三十，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自“弛海禁”政策實施一個半世紀以來，東西貿易的恩惠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存量，西方列強對中國蠶食的步伐也還有限。可以說十九世紀中國有足夠的社會財富存量和經濟實力，有充裕的時間來進行社會體製改革，鴉片戰爭更是為社會體製改革敲響了警鍾。問題在於當時的中國仍然沉醉於既存社會體製過去所造就的輝煌和巨大社會財富存量所帶來的殷實。因此，雖然兩次鴉片戰爭二度敲響了警鍾，但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和知識分子卻並沒有深切地感受到社會改革的迫切性，這導致了十九世紀中國變革路徑局限性。
與此相反，既沒有社會財富存量，也沒有社會製度優越感的日本卻從中國在鴉片戰爭的慘敗中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危機已迫在眉睫。因此，當1853年馬休·佩裏率領的美國艦隊駛入日本浦賀時，日本朝野上下出現的是一片改革呼聲，由此引爆的“明治維新”。雖然經曆了幾度內戰，但這些內戰所爭執的都不是改不改革的問題，而是怎麼改革，由誰來改革的問題。可以說，當時無論是晚期的德川幕府還是維新人士都明確地認識到了改革的迫切性。
在列強的蠶食下，中國的社會財富存量迅速消失，經濟發展嚴重受阻。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所占份額已經下降到了百分之六，社會財富存量也消失殆盡。因此，甲午戰爭失敗所造成的震蕩遠遠超過半個世紀以前的鴉片戰爭，喪失了幾乎所有社會財富的中國社會已經無法承受戰敗的搖撼。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喪失了改革的體力，帝國主義列強也加速了侵吞中國的步伐，中國陷入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社會大動蕩時期。
鴉片戰爭後十九世紀中國變革路徑的局限性使二十世紀中國的近代化進程，起步於在列強圍攻的赤貧之中，注定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的艱辛、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