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京金秋的一個下午，陽光燦爛，周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召見了一批作家和文藝家，老舍在座。老舍在會上談到自己想到新疆石河子軍墾農場去住些日子。周總理表示異議，老舍年紀大些，邊疆地區條件比較艱苦，怕他不適應。周總理感覺自己打斷了老舍的話，表示歉意，要老舍繼續把話說下去。老舍提高了聲音：“話都給你說完了，我還說什麼！”周總理深深地望了老舍一眼，微微一笑。他很了解老舍這個耿直的脾氣。
北伐勝利之後，一天，在蔡元培家裏，傅斯年和幾個同學都喝了點酒，蔡元培喝得更多。傅斯年就肆口亂說：“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但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到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元培聽到這裏，不耐煩地、聲色俱厲地說：“這除非你作大將。”見先生如此神情，傅斯年的酒馬上就醒了。
20世紀40年代，傅斯年幹得最漂亮的事情，是先後趕走了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蔣介石為了平息此事，曾請傅斯年吃飯，並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傅斯年經常向羅家倫誇讚自己的夫人大綵的小品文如何好，小真書（即小楷書）寫得如何好，說得津津有味。一次羅家倫和傅斯年開玩笑說：“大綵賞識你，如九方皋相馬。”傅斯年大怒，要來撲打羅家倫。當傅斯年對羅家倫盛誇自己的兒子仁軌如何聰明時，羅家倫笑著說：“犬父竟有虎子。”傅斯年卻為之大喜。
北平解放後，北大教授馮至和季羨林在這考驗的關頭都留了下來，從此他們一起共度了一段歡喜、激動、興奮和甜美的日子。然而跟著來的還有長達40年的開會時期。50年代的一次會議上，周揚笑著對馮至和季羨林等人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馮至也套用李後主的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
20世紀20年代，陳寅恪在德國留學。一天晚上在一家華僑開的飯館裏，他無意中和周恩來、曹穀冰（曾任大公報經理）等三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飯，由於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很雄辯，曹穀冰等人都說不過他。曹穀冰惱羞成怒，動手就打，竟同時連陳寅恪一起打。陳寅恪和周恩來一同退入老板娘的住房，從裏麵鎖上門，直到曹穀冰等人走後才出來。陳寅恪笑著說：“沒想到他們竟把我也當作了共產黨。其實我那天什麼也沒有講，隻是聽他們辯論。”
有一段時期，戴季陶想到美國去讀書，托蔣夢麟向孫中山請求。孫中山說：“老了，還讀什麼書。”蔣夢麟據實報告戴季陶。戴季陶就自己去向孫中山請求，孫中山說：“好，好，你去。”一麵抽開屜鬥，拿出一塊銀洋給戴季陶說：“這你拿去作學費吧。”戴季陶說：“先生跟我開玩笑吧？”孫中山說：“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電影好了。”
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博士，包括福州話、廈門話和北京官話在內，能說十多種語言，照“草上之風必偃”的邏輯來說，在當時廈門大學中是具有濃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氣息的，魯迅於是在1935年11月寫的一篇《理水》中說，文化山上，聚集著許多學者，“隻聽得上下在講話：‘古貌休！’‘好杜有圖！’‘古魯幾哩……’‘OK！’”
對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傲”，唐德剛有一段總結：“乍聞之下，我們會覺得康有為害了自大狂。其實非也。這是我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傳統儒生治學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種舍我其誰的個人英雄主義。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個人英雄的‘單幹戶’和‘個體戶’。他們真要中了頭獎，當了‘總統’之類的，未有不是‘獨夫’的。得不了獎，齎誌以歿的，也不甘心與草木同朽。他們還是要以‘帝王師’自詡。大家都有‘舍我其誰’的抱負，誰也不會想到‘以天下為“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