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師之前，毛澤東一再強調兩軍會合要搞好團結。為此，他甚至細到稱呼上。楊尚昆與張國燾1928年在莫斯科相識，1931年回國在全國總工會工作期間是上下級關係，在上海白區住在一起，對外以表兄弟相稱進行掩護，兩人關係很隨便。毛澤東叮囑楊尚昆：“不要總是國燾長國燾短的，要尊敬他，稱他張主席。”
天下紅軍是一家，兩個方麵軍中指戰員在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和幫助方麵做得都不錯，但是也有一些添亂子的人。博古、凱豐等人對紅四方麵軍有些作風看不慣，批評存在“軍閥主義”“土匪作風”，這一點被張國燾利用。他召開幹部會議，以彌合兩軍縫隙為借口，一麵要求部下尊敬中央和中央紅軍，一麵又公開披露博古等人對紅四方麵軍的“指責”和“苛求”，不斷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還說紅一方麵軍的幹部“戴眼鏡”“提飯盒”“坐轎子”，瞧不起紅四方麵軍這些“老土”。這些言論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傳遍軍中，激起紅四方麵軍的義憤。在何畏、李特等人的煽動下，紅四方麵軍也反唇相譏，使兩軍關係蒙上了一層越來越重的陰影。
三是公然伸手要權。
早在離開兩河口的第二天，張國燾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7月初，中共中央慰問團到達雜穀腦。慰問團由李富春（總政治部副主任）、劉伯承（軍委總參謀長）、林伯渠（中華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李維漢（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組成，任務是慰問紅四方麵軍、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他們受到了張國燾異常“熱情”的接待：吃飯有人請，散步有人陪，談話有人記，目的隻有一個：限製他們與紅四方麵軍幹部接觸。
7月5日夜，張國燾把中央慰問團負責人李富春請來住處。
“兩軍會合後，部隊多了，攤子大了，當務之急是統一軍事的組織問題，否則無法統一指揮作戰，也沒有把握攻下鬆潘、消滅胡宗南。”
“統一軍事指揮的問題不是解決了嗎？”李富春一時轉不過彎來。
“解決了？”張國燾明知故問，“我怎麼不知道。”
李富春說：“中央常委不是決定增補你為軍委副主席，徐向前和陳昌浩同誌為軍委委員嗎？”
“把三個人加進軍委，就算是解決統一軍事的組織問題了。這樣未免太簡單了！”張國燾冷笑道，“再說，軍委是決策機構，在指揮機構裏若沒有紅四方麵軍的同誌，這樣不好統一指揮。”
事關重大，李富春不敢吱聲。
張國燾繼續說：“紅軍總部應該調整一下，以便真正體現統一軍事指揮組織。我建議，由徐向前任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為總政委。”
當時，紅軍總政委為周恩來。
李富春急不擇言：“那周副主席呢？”
“可以設常委嘛。”張國燾有一整套方案，“中央軍委設常委，周恩來、毛澤東等在軍委常委專門謀劃戰略問題，不直接參與指揮。這樣調整才能體現統一軍事指揮，也有利於下一步的軍事行動。”
李富春說：“我隻不過是一個總政治部副主任……”
不等他說完，張國燾就插斷了：“你是總政治部副主任，負責管組織，說話的分量不輕喲。”
李富春不敢表態，7月6日淩晨通過電報將此事及時通報給中央：
朱、周、王、毛：
張國燾來此見徐、陳，大家意見均以總指揮迅速行動，堅決打胡為急圖，尤關心於統一組織問題，商說明白具體意見，則為建議充實總司令部，徐、陳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為副總司令，陳為總政委。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慮。立複。
富春
七月六日一時
跟隨中路軍前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到電報，都感到一驚。
周恩來脫口而出：“這是自中國共產黨創建以來，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權。”
毛澤東憂心忡忡：“一定還會有後文的。”
川陝省委和陳昌浩相繼“逼宮”
就在中央對張國燾索權要求置之不理的當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少共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凱豐的一篇文章，讓爭論公開化。
凱豐原名何克全，江西萍鄉人，1927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長期領導青年運動和宣傳工作。這是一個不信邪、敢碰硬、喜歡挑戰強手的人。遵義會議上，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遭到眾口一詞的批判，而凱豐卻站出來為博古辯護，挖苦毛澤東說：“你懂什麼馬列主義，頂多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打仗！”紅一、紅四方麵軍會師後，凱豐又把火力對準了張國燾，撰寫了長文《列寧論聯邦政府》，刊登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主要內容是：列寧曾經反對“歐洲聯邦”，西北政府是違反列寧主義的；在已經成立中華蘇維埃政府的情況下，有另立政府之嫌，而且頒布的各項政策與蘇維埃路線相違背。
成立西北聯邦政府是張國燾的主張。他借機生事，找到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一連提出了6個問題：中央機關報發表凱豐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開西北聯邦政府的辯論？這篇文章是不是根據中央的決定寫的？如果是，為什麼不等我到了撫邊，讓我有機會參加討論之後，再行發表？又為什麼我已經到了此地20小時，還不拿一份給我看？難道在中央機關報上可以隨便批評一個政治局委員的政治主張嗎？我已公開提到西北聯邦政府這個問題，而其他同誌並沒有發表批評的意見，現在卻在機關報上登載出來了。為什麼要這樣做？
張聞天提醒張國燾：“我們已經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同誌是主席，你和項英同誌是副主席，這你是知道的。如果又出現一個聯邦政府，似乎有點說不過去。”
張國燾理直氣壯地說：“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嘛。一方麵軍離開江西以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不能行使職權。現在我們組織西北聯邦，也是從實際需要出發嘛。”
張聞天表示：“現在一、四方麵軍急須一致行動，不宜討論這些引起爭執的問題。”
毛澤東聽說這件事後，惱火地批評了凱豐：“也不看看是什麼時候，還添亂？！”
毛澤東想息事寧人，張國燾繼續將事件升級。7月8日，他召開中共西北特委第二次常委會議（又稱紅四方麵軍高級幹部會議），再次以凱豐的文章為例，訴說中央對他的攻擊和對紅四方麵軍政策的批評，散布對中央的不滿情緒。他以“紅四方麵軍過去的領導和組織是否正確”為題，講了四個問題：第一，紅四方麵軍離開鄂豫皖是正確的，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後來從川陝根據地撤出來，也是對的。第二，肅反路線也是正確的。第三，紅四方麵軍黨的領導和提拔工農幹部的政策也是正確的。第四，特委對政權問題的了解是列寧主義的，成立西北聯邦政府是正確的。
“現在有種傾向，一方麵讚揚紅四方麵軍作戰英勇，一方麵又批評紅四方麵軍領導不正確。”張國燾作總結，“中央政治局應當反對這種別有用心的企圖，打擊這種貶低紅四方麵軍的錯誤言行。”
他的話激起了部分幹部的怒氣，他們情緒激動地要求中央政治局召集會議，聽取紅四方麵軍指戰員的意見，統一認識。
就在這天，川陝省委致電中央，不僅直接批評凱豐的文章，而且要求開展“黨內反傾向鬥爭”，清查“紅軍中的反革命活動”。不等中央做出反應，第二天，川陝省委又發來關於《建議加強總司令部 與軍委增設常委》的電報：
黨中央：
依據目前情況，省委有下列建議：為統一指揮，迅速行動，進攻敵人起見，必須加強總司令部。向前同誌任副總司令，昌浩同誌任總政委，恩來同誌任參謀長。軍委設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誌兼任，下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請中央政治局速決速行。並希立複。布禮。
這份電報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一個空前絕後的記錄。省一級的黨組織要求中央改組領導層，直接擬定具體人選，並且要求速決速行，立即答複。
中央政治局十分憤怒：“他們膽子太大了，竟然敢逼宮？”
寬容大度的朱德也詫異不已：“特立怎麼搞的？也玩軍閥這一套！”
中央采取冷處理的辦法，沒有回複這封電報。
這時，在三路北上的部隊中，由紅一方麵軍為主組成的左路軍，進展最快，已經按計劃占領蘆花等地，而由紅四方麵軍為主擔任的中路軍和右路軍仍然進展緩慢。
7月10日，中央電促張國燾北上，提到“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不應一再延遲。對於張國燾反複提到的人事問題，電文隻原則地提到“急盼兄及徐陳迅速集中指揮”。
張國燾不滿足這種紙麵上的敷衍，繼續按兵不動。
又過了5天，中央仍然對川陝省委的兩封電報不做答複。
到了第六天，陳昌浩突然給中革軍委發出電報：
朱、張、周、徐：
阿壩應速取。浩甚望指揮統一，大振士氣，提高軍紀、黨紀，堅決反右、肅反，爭此大勝。一切可見代呈。惟浩隻在中央及軍委領導下堅決工作，但決不敢問，且無能另當大任也。如何？盼複。
中央仍然不做表態。
兩天後，按捺不住的陳昌浩幹脆直接致電中央，推薦張國燾任軍委主席：
燾、向並轉朱總：
……職堅決主張集中軍事領導，不然無法順利滅敵。職意仍請燾任軍委主席，朱德任總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決行。堅決提高紀律、士氣，肅反、反右，發出總的政治文件指示，以便幹部、戰士明白形勢任務及前途。對一、四方麵軍行動決議公布，統一全黨全軍意誌。浩連日不得指示，現在決親來麵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