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擁抱到決裂
紀念紅軍長征出發80周年
作者：少華
張國燾的“離間術”
1935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增補徐向前、陳昌浩為中革軍委成員。
毛澤東此舉，主要是為了解決紅一、紅四方麵軍會師後統一指揮問題，畢竟紅四方麵軍擁有8萬人馬，需要通過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三巨頭，特別是張國燾去指揮。
從1931年4月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派赴紅四方麵軍，領導這支軍隊長達5年，已經通過殘酷的黨內鬥爭和內部“肅反”，形成了家長製統治。李先念說：“張國燾是中央派來的，都迷信張國燾。有人說四方麵軍不尊重中央，確實有些冤枉。那時一聽說是中央來的，比聖旨還尊重。”
對於毛澤東的善意，張國燾並不買賬。在他看來，自己擁有4倍於中央紅軍的兵力，卻隻給了一個軍委副主席，未免太看輕他了；而給他這個職務，也是出自急於控製紅四方麵軍的意圖，也就是毛澤東想親自指揮紅四方麵軍迅速北上。於是，他把目光投向紅一、紅三軍團領導人。
紅一方麵軍當時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4個軍團，其中紅一、紅三軍團為主力軍團，被稱為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張國燾聽說長征途中，紅一軍團林彪對毛澤東指揮打仗有意見，直接寫信要求毛澤東隨軍主持大計，由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擔任前線指揮，為此，兩人在會理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遭到批評。
張國燾判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不穩固，試圖以會理會議作為分化毛澤東與彭、林的楔子。
他先派秘書黃超試探彭德懷。
當時，紅三軍團駐紮在亦念，黃超代表紅四方麵軍前來慰問彭德懷。
“此地給養困難，這是幾斤牛肉幹、大米，還有三百塊銀洋，希望能對你們有所幫助。”黃超說得很誠懇。彭德懷表示感謝。
晚上，兩人擺龍門陣。黃超突然問起會理會議的情況。
彭德懷頓時產生疑問：他們怎麼知道會理會議？是不是中央同他們談的呢？如果是中央談的，又問我幹什麼？
彭德懷輕描淡寫地說：“仗沒打好，有點右傾思想，這也沒有什麼。”
“你是紅軍有名的戰將，張主席很看重你。”黃超又說。
彭德懷說：“我也早聞國燾同誌大名，沒有見過麵。”
話匣子打開之後，黃超談論起當前的戰略方針，說中央已決定北上，在此之前鞏固川康地區也很重要，這是出發基地和退路。
“你年紀輕輕，懂的還不少。”彭德懷驚奇地說，“你說的這套就是諸葛孔明的定蜀方略，他稱為‘欲北伐必先南征’。”
這次談話引起彭德懷的警惕。他後來說：“把上麵這些綜合起來，知來意非善，黃是來當說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挑撥一方麵軍內部關係，陰謀破壞黨內團結。……送了一點點吃的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銀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舊軍閥卑鄙的手法。”
接著，張國燾親自出馬，設宴招待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和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賓主暢談往事，展望未來，氣氛十分酣暢。
臨到散席的時候，張國燾說：“一方麵軍長征以來，減員嚴重，我準備分別撥給一、三軍團一個團的兵力。”在他看來，這是一份厚禮。
回去的路上，聶榮臻若有所思，問彭德懷：“張國燾今天為什麼請我們兩人吃飯？”
彭德懷會意地笑了笑，反過來問：“人家撥兵給你，你要不要？”
“傻子才不要。”兩人相視而笑。
彭德懷內心敞亮。他對楊尚昆說：“我行伍出身，對舊軍閥的那一套我還不清楚嗎？張國燾算什麼東西，把我看成軍閥了！”
張國燾拉攏彭德懷沒有任何進展，但在籠絡林彪上取得了進展。林彪的搖擺，他的老搭檔聶榮臻看出來了，他有一段記述：
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軍總指揮部開過會，留下來吃晚飯，吃了許多胡豆。右路軍的政治委員是陳昌浩，他是代表張國燾的。
吃完了晚飯還沒有天黑，陳昌浩說：“林彪同誌你可以先走了，榮臻同誌你留下來，我們還要談一談。”留下後，陳昌浩問我：“你對遵義會議態度怎樣？你對會理會議態度怎樣？”我說，遵義會議我已有了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有了態度，這兩個會議我都讚成，我都擁護。看來，他們認為，林彪已不成問題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動員我出來反對毛澤東同誌。
回到一軍團指揮部，聶榮臻好心地提醒林彪：“你要注意，張國燾要把我們‘吃掉’。”
“不見得吧？”雖然聶榮臻是林彪就讀黃埔軍校時的政治教官，年齡大7歲，他也是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
“不見得？”聶榮臻說，“聽陳昌浩說，張國燾有一個方案，要把我調到三十一軍當政委，把你調到另一個軍當軍長。把我們調離原來的作戰單位，這意圖不是很明顯嗎？”
“你這是宗派主義！”一向對政治冷淡的林彪扣出了一頂大帽子。
“這怎麼是宗派主義呢？”聶榮臻仍然好言相勸，“張國燾與中央的思想不一樣，從會師以來到現在一直是這樣。我們應該想一想，保持警惕，這是個路線問題。”
“既然是路線問題，那麼你的意思是說張國燾的路線錯了？”林彪一反常態，執意將政委頂到死角。在當時，得罪炙手可熱的張國燾是一種風險。
聶榮臻並不害怕，坦然回答道：“我看張國燾的路線是錯的。”
林彪提高調門，嚷道：“你說他的路線不對，那他們怎麼還有那麼多人？我們才幾個人哪？”
這下把聶榮臻惹火了，他“霍”地站起來一拍桌子大聲說：“人多就對，那蔣介石的人更多，難道能說蔣介石正確嗎？”
毛澤東聽到彭德懷和聶榮臻的彙報後，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將中央機關安排在紅三軍團行軍序列中，賦予彭德懷保護中央機關的責任；二是將紅一軍團推到開路先鋒的位置，盡量避免林彪與張國燾、陳昌浩等人接觸，這既是對林彪的一種保護，也是對張國燾的一種防範。
“三管齊下”的威逼
6月30日，張國燾離開兩河口歸返紅四方麵軍總部——茂縣。他路經下東門時，見了徐向前。
“會開得怎樣？”徐向前關切地問。
張國燾不願意多談，隻是說：“中央紅軍一路上很辛苦，減員很大，和我們剛到通南巴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不好多問，他一直被張國燾控製使用，處境非常尷尬。他用“用而不信”“孤掌難鳴”形容自己在四方麵軍的地位：
自從在鄂豫皖與張國燾、陳昌浩共事以來，我的心情一直不舒暢。張國燾對我用而不信，陳昌浩擁有“政治委員決定一切”的權力，鋒芒畢露，喜歡自作主張，許多重大問題，如內部肅反問題、軍隊幹部升遷任免問題，等等，他們說了算，極少征求我的意見。特別是在川陝根據地，取消了原來的中央分局，由張國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實行家長製統治，搞得很不正常。我處在孤掌難鳴的地位，委曲求全，憑黨性堅持工作。
張國燾不是一個受得了委屈、耐得住性子、忍得住寂寞的人。他認為在兩河口遭到了壓製、孤立和圍攻，這樣的待遇與他在黨內的資曆、與他取得的成功、與他擁有的實力極不相稱，他必須有高烈度反應。
很快，毛澤東和黨中央從三個方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一是中央派往紅四方麵軍的幹部遭到抵製。
毛澤東曾與張國燾商量，鑒於紅一方麵軍幹部多、戰士少和紅四方麵軍幹部少、文化低，紅四方麵軍抽調部分部隊補充一方麵軍，中央從中直機關和紅一方麵軍中抽調部分文化程度、領導水平較高的幹部到紅四方麵軍任職。
根據這一認識，中央抽調劉伯承、葉劍英、李維漢、李卓然、陳賡等軍、師級幹部到紅四方麵軍任職，但是他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抵製和限製，特別是李維漢和陳賡。
李維漢，黨內公認統戰工作的能手，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中共中央統戰工作部部長長達16年。中央先是任命他擔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接著任命他擔任紅四方麵軍縱隊政治部主任，均被張國燾直接擋回。
陳賡，由於原來在鄂豫皖蘇區工作過，中央希望發揮他熟悉紅四方麵軍的優點，將紅一方麵軍幹部團與紅四方麵軍的紅軍學校合並，成立新的紅軍學校，派他去擔任領導職務。
剛到雜穀腦，張國燾找上門來，問：“你在一、四方麵軍都幹過，覺得哪個部隊好些？”
陳賡正麵回答：“依我看，兩家各有優、缺點。一方麵軍打仗勇敢，群眾紀律好，政治工作不錯；四方麵軍打仗好，幹部、戰士的戰鬥作風也好，隻是政治工作、群眾紀律比較差。”
“你有什麼資格談政治工作？”張國燾猛不丁地一拍桌子，“你離開鄂豫皖到上海，就幹了兩件事，一是告我和中央分局的刁狀，二是被捕入獄，然後被蔣介石釋放。你給我交待清楚，蔣介石殺害了我黨那麼多同誌，為什麼單單釋放你？我看你是國民黨派來的偵探！”
陳賡曾經在1925年東征戰役中救過蔣介石一條命，所以，在他被捕入獄後，蔣介石在多次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公開釋放他，以表示自己有恩必報，同時想以此影響中共的黃埔學生。陳賡出獄後，曾向組織彙報過此事，組織上進行了查實，證明陳賡沒有問題。他後來在《我的自傳》中寫道：“在獄中凡四月，當局用盡威嚇利誘（手段），我絲毫未為所動。因以黃埔關係，紅軍勢大，當局幻想以我影響紅軍中之黃埔生，被釋放。”
張國燾餘怒未消，下令川陝省委對陳賡進行審查和處理。周恩來擔心陳賡有危險，派人送信給他，令他立即回紅一方麵軍。
二是紅一、紅四方麵軍相互尊重的氣氛被惡意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