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大膽想，但不是人人都敢大膽去行動的。總部的正式遷移不單是工作的遷移，也是一個個人的遷移，那麼多在職的人都要麵臨情緒上的坎，這是最艱難的挑戰。甚至對共同提出這個建議的老外來說，也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他們自己的生活也要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這個方案計劃首先要決定的就是哪些職位要搬。擁有運營全球生意經驗的資深管理者是必須優先考慮的，他們珍貴的經驗需要傳承和保留。最終，在工會製度複雜的德國，這個“對的決定”從提出到拍板也就是半年時間。但決策完成之後的執行就快得多了，拜耳聚碳酸酯業務總部的第一批人遷居上海，到陸陸續續最後一個人來，前後隻花了3個月時間。
促成這個“相當之快”的搬遷的不僅有德國人的效率和果決，更是中國已經為此做好準備了。對於充滿事業心的專業人士來說，中國市場意味著誘人蛋糕；同時，他們要求享受生活、照顧家庭的另一麵，也對上海、北京等城市作為宜居之地提出了挑戰。英孚教育的中國區CEO費比然（Bill Fisher）早在2002年就力主推動了全球研發中心從美國波士頓轉移到中國上海。他本人與數名核心管理層也厭倦了頻繁的飛往跨洋飛行，想要搬來中國，但是2002年時最終選擇了香港，直到2007年費比然才為自己在上海租下了第一間公寓，並最終定居下來。他說這得要感謝上海浦東機場的建設。一個四通八達便利的機場看上去是一個很小的因素，但是對於這些頂級高管們卻舉足輕重。國際化公司的高管們不可避免要成為“空中飛人”，費比然一年有180天的時間是在出差過程中，並且已經持續10年了。這個量級的出行對一個好機場交通的需求可想而知。
現在他幾乎成了上海的城市大使。一直為如何說服世界各地的資深人士搬家到中國而犯愁的他對《環球企業家》說，“雖然對我說‘No’的人還是不少，但是明顯感受到在奧運和世博之後這項工作更輕鬆了。”奧運是通過電視讓世界看到令人為之一振的中國，世博則是需要實地走訪，坐一坐上海的地鐵、看一看上海的普通一天。他現在會首先安排外國員工飛來上海，親臨這裏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並帶他們參觀上海的好地方以及其他外籍員工在這裏的美好生活，他認為這是最直接能打消他們顧慮的方式。在費比然的努力下，英孚教育的亞太總部、青少兒英語培訓的全球總部、Englishtown在線英語培訓的全球總部都被吸引到了上海。
那些無法遷移的職位就需要從中國、亞太區的員工中去提拔，這不啻是一次時代的機遇。公司也不希望把同樣思維的一群人完全搬到另一個國家。不過，中國的既有人才中已有亞太甚至全球範圍運營管理經驗的存在缺口，周彬彬的話代表了不少跨國公司的心聲：“本土人才做本土的生意總部是放心的，現在本土業務的最高層都是中國人。但是讓他們來做全球業務，還蠻擔心。”但是拜耳已經看到了積極的信號，本土人才不僅願意接受挑戰，並且接受能力超出拜耳的預期。
事實上，周彬彬本人也是這次總部遷移的受益者，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她被任命為亞太區負責人，成為唯一的亞裔女性進入拜耳聚碳酸酯業務的核心決策團隊。加入拜耳的10多年，周彬彬覺得每兩年就有一次升遷的機會簡直像在換工作一樣刺激，從最早拜耳的貿易公司，到在中國籌辦新工廠，從升任中國區的總裁，到如今亞太負責人，這也簡直就是跨國公司在華發展的縮影。她就是一位在中國市場成長起來的頂級高管。在聚碳酸酯業務總部遷移的嚐試成功後，拜耳的另一個重頭業務普藥總部也已搬來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