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視點
作者：徐平
有關戰略知識分子的討論，去年底由《人民論壇》雜誌發起，確有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果。也引發出了一係列思考：什麼樣的人，才稱得上戰略知識分子？戰略知識分子的討論，是時代和個人曆史責任的共鳴，還是一種不甘寂寞的鼓噪？
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一定要熟讀孔孟之道，以四書五經博取功名，方可一展宏圖。雖然不乏誌大才疏、弄權禍國之輩，但大多牢固樹立“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講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進則安天下，退則修自身，他們被稱做“士”。進入近代中國，科舉製變成了考試製，讀書是為了學習知識，雖然事實上還是社會選擇人才的主要途徑，但選拔形式特別是內容完全變了，知識重於修養，理論多於實踐。知識多是從西方引進的“科學”體係，理論一直都存在如何聯係中國實際的問題，讀書人的稱呼也變成了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不僅與傳統的“士”不同，而且往往成為反傳統的先鋒，對社會充滿批評精神，這也是延續了西方所謂知識分子的傳統。在近代中國的窩囊背景下，知識分子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救世主心理。當然，更多的讀書人還是延續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不斷地“吾將上下而求索”，不斷地努力奮鬥，將自己融入中國的曆史和社會。經過170餘年的磨礪，中國的知識分子隊伍大大擴容了，但精神是否也同時成長了呢？經曆了無數的反侵略戰爭，無數的東西方文化混戰，無數的大浪淘沙般的洗禮，我們卻不知道知識分子為何物了！
170餘年的翻雲覆雨，顛覆了多少是非曲直？最早的30年我們覺得“器不如人”，於是要中體西用，引進洋務和實業；再30年我們覺得“製度也不如人”，於是開始派留學生，搞變法；再再一個30年，我們覺得整體文化都出了問題，於是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要用民主和科學打倒自家的“孔家店”。實業救國走不通，就教育救國；政治維新不理想，就來革命運動；……中國走過了多少激流險灘啊。即使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也經曆了“統”與“分”的兩個重大曆史階段。知識分子的命運，也如曆史洪流中的碎葉，顛狂中變幻莫測，一會兒是“臭老九”，一會兒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甘寂寞、指點江山的知識分子，在任何一個時期都有人站出來，但很少有人在滄海橫流中能夠做到“手把紅旗旗不濕”，留下一世英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改革開放以後，進入“知識經濟”的新時期，名和利的得失權衡，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放得更大，檢驗著知識分子的人格。“有知識，無文化”，成為人們的一種感慨，抑或是一種集體性失落？
21世紀後的中國，全球化成為無可置疑的時代背景，知識分子身上背負起更大的曆史責任。在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現在，科教興國不僅指日益強大的物質力量，更包含著文化的影響力。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標，已經不是一個遙遠的夢想，曆史要求知識分子做得更好。於是就有了關於戰略知識分子的說法。這是一種希冀，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自大自戀？
寒假期間，我與家人遊三峽，還帶了一本厚厚的《陳寅恪與傅斯年》，當然也帶著對戰略知識分子問題的思考。在宜昌遠觀了葛洲壩水利工程，參觀了中華鱘研究所，然後登上了去重慶的遊輪。第二天上午參觀雄偉的三峽大壩，在最高處的壇子嶺買了一本《百年夢想——中國三峽工程決策紀實》。躺在遊輪舒適的床上，一邊透過落地大窗戶看著巨大的輪船在五級船閘中一級一級地提升，體會著翻越大壩進入高峽平湖的壯舉；一邊閱讀著三峽建設的70年夢想、40年論證、30年爭執的艱難曆程，讓人一下子似乎觸摸到了戰略知識分子的一種內涵。
早在1894年，28歲的孫中山就上書李鴻章主張利用水力發電、平水患而興水利，這時世界上第一台水力發電機剛誕生5年。改良不成的孫中山開始革命，並在挫折中推出《建國方略》。1917年在上海的寓所裏，他比照地圖選擇了宜昌，最早提出了建立三峽大壩的設想。建國之初的毛澤東，不僅寫下了壯麗的“高峽出平湖”的詩篇，也一直關注和推動著這項浩大工程。周恩來則是以他一貫的細致務實的工作作風，腳踏實地地推動著這項工程的進程。經過無數次的論證和爭論，終於在1992年4月3日的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以1767票讚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使三峽建設得以確立，2003年6月1日下閘蓄水，直到2009年才全部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