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的政治傳播：從傳統媒體到新興媒體
近年來，以移動互聯網為主要依托的新媒體，對於政治傳播活動產生了深刻影響。例如，美國和英國對於新興媒體的發展即予以高度重視。
2011年2月17日晚，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多名美國科技行業領袖共進晚餐，尋求他們對教育和創新領域計劃的支持。出席此次會晤的有12位科技界高層，包括蘋果總裁喬布斯、Facebook創辦人兼總裁紮克伯格、甲骨文共同創辦人兼總裁埃裏森、穀歌總裁施密特、雅虎總裁巴茲、思科-T總裁錢伯斯、Twitter總裁卡斯特拉、前基因泰克總裁拉文森以及斯坦福大學校長漢尼斯等。其中，蘋果CEO史蒂夫·喬布斯和Facebook創始人馬克·紮克伯格分別坐在奧巴馬兩側。美國政府對於新興媒體如此重視，說明美國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傳統媒體的局限性，並開始重視新媒體的重要作用。
至2011年初，美國和英國幾乎同時宣布，即將停止各自針對中國的擔負有國際傳播職能的廣播節目。路透社分析說，美英等國關閉各自的對華廣播，絕不是放棄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的競爭，而是要把更多精力放在電視以及互聯網上，因為這些領域雲集了更多的受眾。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周琪表示，中國也應充分利用好互聯網的優勢，更加有效地傳播好中國的公共政策。從以上新媒體領域最新的一些變化可以看出，作為對社會環境非常敏感的政治傳播，也應該加強在新媒體傳播領域的傳播力和影響力，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信息傳播環境對於政治傳播所提出的新要求。
互聯網時代的政治文明：從微博政治素養到微博政治生態
和微博問政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微博政治素養。一般而言，微博媒介素養是指人們對微博信息的解讀和判斷能力，以及在個人生活、社會發展等方麵使用微博信息的能力。而微博政治素養，則是指政府官員或政府部門從政治層麵對微博信息進行解讀和判斷的能力，以及在使用微博過程中所體現出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當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對於微博問政的效果持較為冷靜的態度。沈洪溥博士認為，對於微博問政難以寄托更多的期望。其具體原因：一是參與麵實在有限；二是討論的質量不宜高估；三是背離了代表、委員基本的角色定位。中國傳媒大學王四新教授則認為，微博本身並不能改變中國社會的各種政治格局和政治走向。但是微博在信息傳播方麵“傳播的偏向”，會影響到甚至是改變人們關注政治事件的方式，並通過影響人們關注政治事務的方式，影響到人們的心理、人們的行為，從而達到重組權力話語譜係，重組政治權力結構的作用。
由此可見，對於微博問政而言，微博自身具有中立性。也就是說，如果運用得當，微博可以進一步推動我國的政治文明進程；如果運用不當，微博對於我國政治文明進程的推進作用將不甚明顯，甚至還有可能帶來負麵影響。因此，對於微博問政來說，在互聯網傳播技術具備的條件下，的確需要全麵提高微博問政參與各方的微博政治素養。另外，更為重要的是，應將微博問政納入到我國政治治理的整體架構之中，隻有這樣，才能使微博在網絡問政過程中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總之，微博問政是我國政治文明走向未來的一個重要足跡，一個不可忽略的嶄新印記。在更為自由、開放的移動互聯網信息傳播環境之中，微博問政正在成為一種常態化的政治傳播形態。
作者：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後，中國聯通集團綜合部新聞宣傳處主任編輯
（責編/於亞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