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經緯
作者：相偉
2011年，中國進入“十二五”時期，該時期將是中國發展中的又一特殊階段。從我國發展史上看，自1919年以來，中國在追求現代化的路上已經經過了三個“三十年”，在第一個“三十年”（1919~1949年）內，通過軍事鬥爭的形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第二個“三十年”（1949~1978年底）中，新中國開展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建設，但由於經驗不足，政治運動占據的時間過長；第三個“三十年”（1979~2009年），全力推動經濟建設，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框架。麵向下一個“三十年”（2009~2039年），我國需要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實現現代化。但這一目標僅依靠傳統的模式是遠遠不夠的，要解決當前經濟社會領域內的不均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問題，必須實現轉型發展。“十二五”時期是第四個“三十年”的開局期，是轉型發展的啟動期。與“十一五”時期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紅利的支撐下獲得快速發展相比，“十二五”時期，我國麵臨的國際環境更趨複雜，任務更加艱巨，特點更為明顯。
“十二五”：轉型發展
推動轉型發展是“十二五”時期中國發展模式調整的重大戰略選擇，主要內容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工業化轉型、城鎮化轉型以及外貿方式的轉型等。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十二五”時期的核心任務。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存在著明顯的結構失衡問題，包括需求結構（消費不足、投資和出口比重過大）、供給結構（三產滯後、二產比重過大）、要素結構（技術創新不足、要素投入比重過大）失衡。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開始反思和調整過度消費的模式，再加上二戰後“嬰兒潮”人口將逐漸進入退休人口行列，發達國家的消費水平和對我國的產品需求將有較大幅度下降，出口對我國的拉動作用難以持續。從國內來看，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過於依賴要素投入，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僅為30％左右，2009年我國消耗了世界鋼鐵、水泥總產量的50％，能源總產量的18％，但是產出的GDP隻有世界總量的8％，外貿量隻占全球國際貿易總量的9.6％。如果我國能源消費保持8.9％的增速，則2020年我國能源消耗將達79億噸標煤，占目前世界能源消耗總量的一半，不僅世界市場難以滿足這一需求，也會增加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風險，未來必須將經濟發展方式向內需主導型、創新驅動型轉變。
工業化由重化工業化階段向高加工度工業化階段躍升。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較快，引起要素組合關係的變化。近三年，東南沿海地區普通勞動者平均工資上漲幅度超過了前十年；隨著大規模“勞工荒”的出現，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將更快，而資本、技術的使用成本相對下降。在要素組合變化、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以及資源環境壓力等因素的作用下，我國將終結已經持續了近20年的“重化工業化”階段，進入高加工度工業化階段。
城鎮化從傳統的以“空間城鎮化”轉向“人口城鎮化”、從“剩餘勞動力個體進城”為主轉向“農民工家庭進城”為主的模式。近十年來，我國通過快速擴張城市用地空間，獲取土地出讓收入，支撐經濟發展和建設，造成“空間城鎮化”快於“人口城鎮化”。“空間城鎮化”主要通過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投入支撐經濟增長，消費受到抑製，人力資本的積累效應較弱。人口城鎮化就是要更重視為城鎮居民提供公共服務，通過農民工“市民化”，刺激消費，加大人力資本累積效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大規模進城，近期全國普遍出現了“勞工荒”現象，本輪的“民工荒”與2004年不同，原來主要缺乏技能人才，本輪既缺乏技能人才，又缺乏普通勞動者。這一現象既有農民工工資偏低導致供給減少方麵的原因，也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尤其是剩餘勞動力開始進入曆史性節點期的外在表現。中國農村勞動力目前進入“總量過剩、結構短缺”時期，要繼續提高城鎮化水平，必須拓展城鎮化主體，由原來的以個體進城向家庭進城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