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士的個人日記到司令官的戰術和戰況總結，每份日記和文件都為了解和認識戰爭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並從不同角度反映戰爭，因此，戰時文件辦公室在收集文件時也會有意識地收集不同群體的文件。
除了對接收的文件進行基本管理之外，如分類、歸檔和編目，戰時文件辦公室還對文件的“質量”進行審查和控製，如字跡能否辨認，是否有信息缺失，地圖和附件是否齊全等。馬克思·艾特肯指出：“這些（質量）審查的目的在於避免未來無法更正的信息遺漏和缺陷，所以應在這些當事人對事件記憶猶新的時候指出他們敘述中的弱點並要求改正。”[8]為此，1917年2月，馬克思·艾特肯專門寫信給加拿大集團軍（Canadian Corps）司令，要求能夠在戰爭日記的質量控製方麵得到協助。隨後，戰時文件辦公室定期向各部隊下發文件，指出日記的缺陷和問題，改正的辦法，以及其他評價和建議；還專門派職員到前線指導文件的撰寫以保證部隊的表現能夠生動呈現，戰爭的細節能夠被真實記錄。[7]
2.1.2 主動生成文件記錄戰爭。除了收集和接收文件之外，馬克思·艾特肯還大膽運用高科技來記錄戰爭。1916年4月，加拿大第一位官方攝影師被戰時文件辦公室獲批任命；其在“一戰”期間拍攝了4500多張戰爭照片。[7]盡管很多照片為擺拍，[10]但對於當時後方的加拿大人民以及今天的研究者，這些照片為他們了解前線提供了寶貴的資源。與此同時，1916年，F.O. Bovill中尉被任命為戰地電影攝影技師，直到戰爭結束共拍攝了40000英尺的電影。[7]除了照片與電影之外，在戰時文件辦公室的支持下，加拿大創作了1000多幅戰爭題材的藝術作品。[7]
2.1.3 利用戰爭文件宣傳加拿大遠征軍。戰時文件辦公室所收集的文件極大地促進了對加拿大遠征軍的宣傳。大批戰爭題材的曆史書籍、雜誌、畫報、電影等被出版，多場展覽被舉辦。這些活動籌集的資金又反過來進一步支持文件收集活動。加拿大宣傳活動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讓人覺得“加拿大在管理戰爭”。[10]確實，盡管加拿大軍隊的驕人戰績是其被譽為大英帝國的“突擊集團軍”的基礎，但馬克思·艾特肯所領導的宣傳工作對其形象的塑造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2.2 阿瑟·道蒂及其戰爭檔案工作。作為當時國家檔案館館長（Dominion Archivist），阿瑟·道蒂在戰前極大地促進了加拿大檔案文化和學術研究的發展。[9]盡管在戰爭檔案的收集上，阿瑟·道蒂要比馬克思·艾特肯略微遜色，但其檔案學的背景也使其貢獻了更專業的觀點。1915年12月，阿瑟·道蒂向首相申請去海外收集與加拿大部隊相關的公共和私人文件。在參觀了戰時文件辦公室之後，阿瑟·道蒂對馬克思·艾特肯和他所領導的戰爭檔案工作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馬克思·艾特肯也許諾戰後將所有的戰爭文件移交至加拿大國家檔案館。
但阿瑟·道蒂認為戰爭檔案不應局限於前線部隊所生成的文件，也應包括加拿大各級政府在處理戰爭事務過程中所生成的文件，因而回到加拿大以後便向首相申請對戰爭文件進行一次全麵的調查。但隨後的調查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對軍事機密的擔心，對調查者權限的質疑，擔憂自己的部隊在被審查等。[7]盡管阿瑟·道蒂希望該調查能夠繼續下去，但他此時已經將精力全部投入到對戰爭紀念品的收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作為一個專業的檔案工作者，阿瑟·道蒂表達了他對於檔案來源的顧慮，而且他認為個人和組織在活動中生成的文件要比活動後專門生成的文件價值高。
戰爭結束後，戰時文件辦公室本準備將收集的海外戰爭檔案移交至加拿大國家檔案館，但因國家檔案館沒有足夠的空間來接收和保存這些檔案，這些檔案被移交至了加拿大民兵和國防部（Department of Militia and Defence）。因為戰後反戰情緒的高漲和財政的緊縮，這些檔案直到1962年才正式移交至加拿大國家檔案館。[7]
3. 若幹問題
3.1 檔案工作者在戰爭中的角色。馬克思·艾特肯在戰爭檔案收集方麵的做法給我們提出的最直接的問題是檔案工作者在戰爭中，以及更廣泛的大事件中應該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應該扮演怎樣一種角色。
現代戰爭具有突發性、短暫性、破壞性、分散性、高科技性等特點。這意味著：第一，需要具有政策、指導方針等保護現有檔案免受戰爭的破壞；第二，需要具有政策、指導方針等保證檔案工作者及早介入對戰爭所產生文件的收集。第二點所遇到的挑戰更大，尤其是，如何保證檔案工作者在檔案收集上的權威；如何保證檔案工作得到前線官兵的有效重視；如何收集新型文件，如社交媒體上產生的文件；如何保證所收集的文件得到有效的管理等。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是戰爭檔案有效保存的基礎。
此外，檔案工作者也應重視與媒體的關係。作為一個善於利用媒體的人，馬克思·艾特肯對媒體的利用不僅直接宣傳了加拿大軍隊，也間接地證明了戰爭檔案工作的價值，促進其進一步發展。
然而，馬克思·艾特肯的有些做法值得深思。以希拉裏·詹金遜為代表的經典檔案學者認為，檔案是公平的（impartiality）、真實的（authenticity）、自然的（naturalness）、有曆史聯係的（interrelationship）、 獨特的（uniqueness）。[11]以這些屬性為參考標準，馬克思·艾特肯的一些工作是與檔案的屬性相悖的。比如如何看待他主動生成文件來記錄戰爭，如何看待他為了控製日記質量來介入和指導官兵寫日記等。從後現代主義的角度，羅伯特·麥金托什（Robert McIntosh）認為馬克思·艾特肯的活動證明，檔案工作者在文件生成過程中不是毫無參與，也不僅僅是證據的捍衛者，相反，其在文件從生成到最終銷毀或者永久保存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有主動參與和影響。[7]讓用戶知曉檔案工作者對其所看到檔案的影響是以湯姆·奈斯密斯（Tom Nesmith）為代表的檔案學者的學術主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