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戰爭與檔案工作(1 / 3)

戰爭與檔案工作

海外采風

作者:潘未梅

摘 要:本文簡要介紹了加拿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檔案工作,簡要討論了戰爭中檔案工作的開展;此外,本文展示了如何從戰爭與檔案工作的關係分析檔案學的基本問題;另外,本文簡略討論了檔案工作發展中與曆史研究和輔政兩者之間關係。

關鍵詞:戰爭; 檔案;加拿大;檔案工作

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艾利·維索(Elie Wiesel)

(鐫刻於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入口處)

近年來,西方檔案界對戰爭與檔案的關注度逐漸提升,如,美國檔案學者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Cox)分析了檔案和戰爭的本質,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研究二者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包括問責、檔案的紀念品屬性以及紀念品的檔案屬性、墓地,檔案與戰爭、戰爭中的科技與檔案;[1]希瑟·蘇卡(Heather Soyka) 和艾略特·維爾切克(Eliot Wilczek)探討了記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挑戰;[2]布魯斯·蒙戈馬利(Bruce P. Montgomery)研究了伊拉克戰爭中的伊拉克猶太檔案的歸還和歸屬權問題。[3]與西方檔案界相比,我國檔案界在對戰爭和檔案的學術研究上成果較少。

本文將探討加拿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檔案工作,尤其是加拿大遠征軍檔案的收集。一方麵希望可以為檔案學理論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角度,另一方麵希望可以推動檔案與戰爭和其他大型事件之間關係的研究。本文的主要內容將按照以下順序展開:第一部分將概括“一戰”爆發前加拿大檔案工作的發展狀況,以為後文提供背景;第二部分將介紹“一戰”期間的加拿大檔案工作;第三部分將討論“一戰”中加拿大檔案工作為我們提出的若幹問題。

1 “一戰”爆發前的加拿大檔案工作

“一戰”爆發前,加拿大的檔案工作尚處於起步階段,[4]其顯著特點是社會各界,尤其是曆史界,對建立國家檔案館的倡導和遊說。[9]隨著對政府文件管理需求的增加,檔案工作開始由對曆史檔案的收集逐漸轉向對政府文件的管理和係統接收。這一過程意味著加拿大檔案工作由依附於曆史學成長為關注檔案本質的獨立學科。

1842年獨立之後,加拿大政府麵臨的一個比較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塑造加拿大的國家認同感。這不僅意味著獨立於英國和法國的獨立意識,也意味著打破不同省、種族、宗教、階層等之間的壁壘以形成國家意識。[9]這一需求帶動了敘寫加拿大曆史的潮流,如約翰·斯圖爾特·米爾所言,對國家身份建立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政治前身的身份;擁有國家曆史和共同的記憶;共同經曆所帶來的共同榮譽與恥辱,喜悅和悔恨”。[5]與此同時,加拿大的曆史學也在經曆研究方法的變革。19世紀末20世紀初,加拿大曆史界開始由依靠傳言、文學史料等轉向青睞更加真實可靠的檔案原件。[9]

然而,在獨立之前,加拿大沒有自己的檔案工作,管理加拿大所生成的文件分散於其宗主國和管理者個人手裏。於是,曆史學家倡議查找和複印英國和法國檔案機構所保存的有關加拿大的檔案,聯絡曾經管理過加拿大的政府官員以收集其個人檔案。[9]這一背景也為加拿大的“總體檔案(Total Archives)”概念奠定了實踐基礎。

除了收集檔案外,此時加拿大檔案界在政府文件管理上也有了一定的進展。1912年,加拿大頒布了第一部公共檔案館法案(Public Archives Act)。盡管該法案在對政府文件收集和整理的權力劃分上有些模糊,並且也沒有明確規定政府機關對文件保存和銷毀的責任,但總體而言其擴大了國家檔案館對政府文件管理的權限。[6]隨後的調查揭露了政府機關對文件管理的忽視和文件管理的惡劣狀況,盡管調查委員會為解決這些問題提出了寶貴的建議,如政府文件管理機製和規範,但這些都隨著“一戰”的爆發被擱淺了。

2 “一戰”期間的加拿大檔案工作

對“一戰”中加拿大的檔案工作起推動作用的是馬克思·艾特肯(Max Aitken)和阿瑟·道蒂(Arthur Doughty)。這一部分的內容也將圍繞他們的貢獻展開。

2.1 馬克思·艾特肯。1879年出生於加拿大,馬克思·艾特肯年輕時就已經在商業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在1910年去了英國,此後活躍於加拿大和英國政界,在戰時成為兩國之間的重要協調者。1914年“一戰”爆發後,馬克思·艾特肯從英國返回加拿大;利用以前的政治關係[包括當時的首相羅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民兵和國防部長山姆·修斯(Sam Hughes)],和自己曾經從事新聞行業的背景,他在1915年以中校入伍,主要負責加拿大海外遠征軍的文件,尤其是對傷亡的彙報。1915年3月加拿大第一師奔赴法國的時候,馬克思·艾特肯擴大了自己的職責範圍,並戲稱自己為“加拿大目擊者”(Canadian Eye-Witness)。到後期他的職責範圍主要包括三個方麵:收集和保存戰爭文件,主動生成文件記錄戰爭,利用戰爭文件宣傳加拿大遠征軍。[7]以下將對這三個方麵分別介紹。

2.1.1 收集和保存戰爭文件。在加拿大第一師奔赴法國的時候,馬克思·艾特肯隨軍隊去了戰場,他穿梭於戰壕之間,定期撰寫報告向羅伯特·博登和山姆·修斯彙報軍隊的表現,並通過媒體向加拿大介紹前方的戰況。為了保管他在此過程中所生成的文件,1916年1月,馬克思·艾特肯建立了加拿大戰時文件辦公室[Canadian War Records Office(CWRO)]。

英國軍隊規定,每支部隊都應保存準確的文件、日記以促進戰後曆史的書寫。作為大英帝國的軍隊,加拿大遠征軍也受該規定約束,並需將文件移交至英國國家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戰時文件辦公室的成立標誌著加拿大有了自己的戰爭文件管理機構,因而,成立之後便要求英國國家檔案館將加拿大遠征軍的文件歸還。此後,作為加拿大的官方文件辦公室,戰時文件辦公室收集與加拿大遠征軍相關的所有文件,包括每支部隊的成立過程、訓練、所獲得的榮譽、報告、地圖、命令、個人日記等。戰時文件辦公室定期向各部隊發文督促以保證文件的移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