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檔案管理方法的確立。新中國成立之初，蘇聯檔案管理體製與管理方法被引入我國，從檔案管理體製到檔案館網設置，從檔案管理方法到檔案專業術語，無不滲透著蘇聯的影子。如蘇聯檔案學者沃爾科夫教授圍繞我國檔案館工作和檔案事業管理機構建設工作，作了十九次報告，起草了十七個業務指導文件，包括國家檔案條例、檔案文件保管期限表、國家檔案資料利用辦法、鑒定和銷毀辦法等草案。[5]這些經驗和材料最終都被我國檔案行政管理機構采納，並轉化為具體決策在檔案實踐工作中頒布實施。同時中央機構還聘請了一些專家專門針對曆史檔案整理、特種檔案管理與分類、科技檔案管理等問題進行講座和指導。這一時期蘇聯專家對我國檔案管理方式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麵：首先，我國檔案係統提出了集中型的檔案管理體製，這與蘇聯的檔案管理體製完全相同；其次，規定了檔案管理的工作流程和專業術語，進一步明確我國檔案工作的工作核心與管理要務；最後，確定了檔案管理的基本方法，如規定了文書檔案歸檔與整理的方法、明確了不同類別檔案整理與分類的方法等。但是，這一時期我國檔案係統采用拿來主義的方法，照搬照抄蘇聯檔案管理模式，致使我國檔案事業走了一些彎路，如檔案專業術語“全宗”，最早使用“芬特”的俄語音譯名稱，而失去了其在實際工作中的意義。
3.2.3 檔案管理機構的設置。機關檔案室是民國時期在我國出現的檔案管理機構，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檔案工作的重心依然停留在機關檔案室層麵，而缺少一套國家層麵的檔案管理係統。蘇聯檔案專家米柳申於1953年向當時國家政務院遞交了由他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檔案局暫行條例（草案）》，他建議我國要以蘇聯為榜樣，成立7個中央檔案館和建立省與地方的國家檔案館網，並提出黨係統的檔案與行政係統的檔案分別建立檔案機構施行分別管理。同時，蘇聯檔案學者謝列茲涅夫在人民大學講學時，也曾號召當時檔案係統幹部要仿照蘇聯建立國家檔案館和地方檔案館，讓全國檔案係統能夠通過檔案館網體係實現集中型的檔案管理。當時國家政務院並沒有完全采納米柳申的提議，而是結合我國檔案工作實際提出了黨政檔案集中管理，建立國家檔案局與地方檔案行政管理機構的檔案行政管理係統，並配套建設綜合檔案館。1954年11月8日，根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提議，批準國務院設立直屬機構——國家檔案局，負責掌管國家檔案事業，同時黨中央辦公廳設立了檔案管理處，中央軍委辦公廳設立了檔案管理處，負責各個係統檔案管理事務。1959年10月8日，中央檔案館與國家檔案館合並定名為中央檔案館正式開館，加上之前成立的國家第一曆史檔案館和隨後成立的國家第二曆史檔案館、東北檔案館等曆史檔案機構，標誌著以檔案保管與服務為核心工作內容的檔案社會服務體係構建完成。蘇聯在我國檔案管理機構的設置過程中始終提出積極的建議，這為我國國家檔案行政管理係統和檔案社會服務體係的最終確立奠定了基礎。
4 結語
新中國成立之後至上世紀50年代末是我國全麵學習蘇聯的高潮時期，對蘇聯檔案模式的引入與學習為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檔案事業的起步和檔案學術研究的開展提供了大量的可供借鑒的經驗。正是在蘇聯模式的推動下，我國檔案工作從近代走向了現代，從稚嫩走向了成熟，其對我國檔案事業史的推動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是蘇聯檔案模式中存在某些刻板、凝固和僵化的教條主義傾向，這種傾向於1957年以後逐漸與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左”傾思潮合流，並對我國檔案事業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阻滯影響。也正是因為在“全麵學習蘇聯”的過程中，我國檔案學界和檔案實踐界逐漸找到了屬於中國自己的檔案事業發展之路，並創建了中國特色的檔案事業發展軌跡，形成了原創的檔案學基礎理論。了解和把握我國檔案事業發展過程中的這段曆史，能夠更好地繼承這一時期我國檔案事業發展的“精、氣、神”，同時更好地去反思在引入國外先進檔案管理模式或檔案學思想過程中的移植與借鑒的問題。
*本文是牡丹江師範學院2014年度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學術骨幹）項目，項目名稱：基於校園文化建設的高校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研究項目，編號：QG201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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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黑龍江牡丹江師範學院圖書館 來稿日期：2014-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