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檔案學理論研究方麵
3.1.1 檔案學教育的發展。就科學發展規律而言，是先有科學學科，而後有科學教育。科學的建立與普及是人才培養的基礎和前提，科學人才的培養也會反過來推動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對我國現當代檔案學學科而言，它的產生卻恰恰源自檔案學教育，正是出於培養檔案學專門人才的目的，我國創辦了檔案學高等教育。新中國的檔案學教育是在檔案學尚未成熟的條件下，由於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對檔案專業人才的迫切需求而創辦的。在檔案學教育創辦的過程中，我國老一代檔案教育工作者一邊學習蘇聯的檔案學理論，一邊根據檔案工作實際需要，設置檔案學的學科體係，規劃檔案學人才培養的方案。檔案學教育創辦初期所有的專業教師全是來自蘇聯的檔案學專家。1950年至1953年中國人民大學先後三次聘請了近百名蘇聯專家來華指導教學與科研工作[2]，其中謝列茲涅夫教授作為唯一一名檔案學專家來到新成立不久的檔案學專業執教。謝列茲涅夫教授在華期間，首次係統地介紹了蘇聯檔案學的理論與方法，將蘇聯檔案工作的經驗和檔案學學術著述分享給中國的教師和基層檔案工作者，鼓勵並敦促我國檔案學專業教師對本國檔案史進行整理和研究。[3]正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檔案高等教育事業的迅速崛起，為新中國檔案事業發展積蓄了人才儲備，並為新中國檔案學理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3.1.2 檔案學術著述的出版與推廣。新中國檔案事業創建初期，我國出版的檔案學專業著述主要以教材為主。據資料統計，自1950年至1957年的8年間，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係出版了由蘇聯專家直接編寫或在蘇聯專家指導下編寫的講義、教材共101種。[4]其中介紹蘇聯檔案與檔案工作的著述，經翻譯出版的就有13種，共出版發行了31000冊。在大批蘇聯著作引入的前提下，我國老一代檔案學者開始著手出版我國檔案學術著作。新中國成立之後，最早出版的檔案學術著作為1953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檔案管理法》，陸晉遽先生較為全麵地描述了檔案管理活動的整個過程，並詳細介紹了檔案管理法的推廣情況。[4]此後，中國人民大學陳兆祦先生編寫的《檔案管理學》，鄧紹興、陳智為二位教授編寫的《新編檔案管理學》等教材標誌著我國檔案專業著作的起步與發展。
3.1.3 檔案學術研究的深入。檔案學術著作的陸續出版為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檔案學術研究奠定了研究基調與研究思路，在蘇聯專家的建議和幫助下，我國檔案學界重新開啟了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1951年《材料工作通訊》創刊，1953年更名為《檔案工作》，該刊物在創刊初期介紹了大量蘇聯檔案理論與實踐經驗，為當時我國檔案學者和檔案實踐工作者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學術資料，並為我國檔案學術研究提供了相互交流與經驗共享的平台。1958年12月，國家檔案局成立了檔案學研究室，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專業的檔案學術研究機構，該研究室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檔案學科體係的完善和檔案學術研究範式的確立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我國檔案學術研究較民國時期檔案學術研究在研究視閾層麵更加開闊，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可供參考的學術成果更加豐富。
首先，檔案學術研究的內容不僅針對檔案室與檔案館的檔案管理過程，還包括我國檔案事業發展的相關問題；其次，檔案學術研究方法融合了這一時期科學界的係統論、控製論和信息論，學術成果的學術性更強、規範性更強；最後，檔案學術成果除了引進、翻譯蘇聯相關著作外，我國檔案學者編寫了大量檔案學專業的相關教材，並通過《檔案工作》雜誌公開發表相關成果，為我國檔案學術研究的後期發展積累豐富的學術經驗和學術成果。這一時期我國檔案學者受蘇聯檔案學術思想的影響較深，對檔案概念、檔案管理原則、檔案分類方法等基礎問題的研究完全按照蘇聯的學術思路進行，而鮮有學者能夠結合我國檔案工作實際開展學術研究，這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我國檔案學術研究的研究深度和研究特色。
3.1.4 檔案學科體係的豐富與完善。新中國成立以來，以曾三、吳寶康先生為代表的中國老一輩檔案學者肩負起創建我國檔案學科體係的重任，他們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檔案學領域的開拓者。在他們的努力下，我國檔案學的學科體係逐漸豐富與完備起來，使檔案學科呈現出多樣化、多元化和科學化的特點。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檔案學學科體係非常薄弱，缺少學科基礎和前提研究經驗，我國檔案學者不得不借鑒蘇聯的檔案學學科體係來構建我國檔案學學科體係。由於蘇聯在上世紀30年代就把檔案學學科作為曆史學的分支學科來建設，因此我國早期檔案學學科的劃分一直將其歸屬為曆史學的學科下。檔案學學科下曆史學科的知識與內容占據了較大的比重，這種學科劃分直到1998年教育部頒布了新的學科專業目錄，檔案學學科才從曆史學學科轉到管理學門類下，與圖書館學、情報學共同組成了一級學科。檔案學的學科獨立為檔案學研究重新界定了研究對象，檔案學理論內容與外延都得到了極大的擴展。
3.2 檔案管理實踐層麵。如果說在檔案學理論層麵，蘇聯對我國的影響相對比較有限，那麼，在檔案管理實踐層麵，蘇聯對我國檔案事業的指導和幫助是非常大的。上世紀50年代，蘇聯不僅為我國帶來了檔案學理論知識，同時還幫助我國籌建檔案館網體係，指導我國檔案事業發展初期的檔案管理工作，並為我國社會主義檔案事業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
3.2.1 檔案工作基本原則的確立。檔案工作的基本原則是我國檔案宏觀與微觀管理所遵循的規則與要求，是檔案工作根本目的之所在。我國檔案工作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一直處於相對分散的管理狀態，直至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檔案行政管理機構借鑒蘇聯經驗確立了我國檔案工作的基本原則。1950年初，我國就開始研究列寧關於集中統一管理蘇聯檔案工作的基本原則。1951年2月，中共中央各部門第一次明確指出，檔案管理必須集中統一。同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布《暫行辦法》中規定了機關檔案工作以集中管理為原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