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魯迅關於國民性改造的一個策略思想
說長論短
作者：五味子
人們讀魯迅，都知道魯迅一生都在致力於中國國民性改造這一艱巨而偉大的工作，並且留下了博大精深的光輝論著。然而，魯迅先生關於國民性改造的一個傑出的策略思想，卻一直並不引起論者的太多關注。
筆者在閱讀《魯迅全集》時，時時感受到魯迅先生一直堅持而且時時闡發的這一思想，這就是：改造國民性，要有更激烈的主張。他這一思想最精辟集中的概括是他1927年在香港青年會作的一個題為《無聲的中國》的講演。在這個講演中，他說：“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931年4月，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又說了類似的話。而他的一生，對他的這一思想身體力行。無疑，這一主張，是魯迅改造國民性的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國民性的改造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首先，魯迅這一思想的提出，基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了解。
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質是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創造、積累、延續下來的封建文化。由於這種文化的保守性和落後性，對國民性格的形成也產生了同樣的作用。魯迅先生對此有著深刻的了解。他曾尖銳指出：“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裏麵的思想是最舊的。”（《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這些舊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堆積，一方麵使中國社會背上沉重的包袱，“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正像魯迅說的，國粹太多，執著太深，不易隨著時勢的遷移而變化。另一方麵，它又像一把“割頭不覺死”的軟刀子，繼續毒害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使後代的血管裏，也遺傳下了祖先那種昏亂病的病毒。於是在我們的民族性格中，就充滿了惰性，表現得保守、愚昧，安於現狀，不求進取。對中國人來說，“隻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他們對於舊狀況總是心平氣和，對於新機運往往疾首蹙額，對於已成之局老是委曲求全，對於初興之事則常常求全責備。”（《華蓋集·這個與那個》）這幾乎已成為中國人處世的一種常態。因此，沒有更激烈的主張，對於我們這個固步自封的民族，連振聾發聵的作用也達不到，就更談不上改革和療救了。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孳乳連綿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格外頑強，有著巨大的同化力。魯迅對此多有論述。他說：“中國大約太老了……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兩地書》）“每一新製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即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花邊文學·偶感》）他還說：“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處來思想，也立即變了顏色。”（《熱風·“聖武”》）“無論什麼主義，也擾亂不了中國，從古到今的擾亂，也不聽說因為有什麼主義。”（《熱風·“來了”》）“中國人無感染性，他國思潮，甚難移植。”（《書信·致宋崇義》）因為傳統文化的這種頑固性，所以在中國的進化過程中，便有了兩種非常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又回複過來，即是反複；一種是新的來了之後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羼雜”（《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任何新思想、新學說，往往被它消融、同化，變得麵目全非，或者在與它的較量、衝突中落荒而逃。麵對傳統文化的巨大力量，如果沒有思想準備，提不出更激烈的主張，僅僅很平和的把目標定在恰到好處的程度，則傳統文化與習慣勢力往回一扳，便又回到了老路，也即等於一事無成。
其次，魯迅這一思想的提出，是在鬥爭實踐中總結曆史經驗得出的結論。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戊戌變法這場政治變革，是以文化變革為其先導和發展的。從文化的角度講，戊戌新文化運動大約從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到二十世紀初。這期間，維新派以變封建主義之舊、維資產階級之新為宗旨，宣揚西學（亦稱新學），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批判中學（亦稱舊學），即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這場以資產階級思想為指導的新文化運動，幾乎涉及文化的各個領域，打破了封建文化的一統天下。但是即使如此，西學與中學鬥爭的結果，卻仍然是新學一個個戰敗了，風靡一時的進化論，“終於也不過留下了一個空泛的名詞”（《二心集·〈進化與退化〉小引》）。曾經提倡改良主義的康有為，儼然以當代孔子自居，大倡孔教主義；當初鼓吹“西學”最賣力的嚴複，也主張複辟帝製，提倡尊孔讀經，他發起孔教會，參加籌安會，迷信靈學萬能，完全地投進了封建思想文化的懷抱中。這是一次曆史的教訓。1918年發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中國幾千年來被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封建道德和傳統觀念的一次威力空前的進攻，並把矛頭對準了封建禮教、道德、傳統觀念的最集中代表——孔子學說，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號，啟發了人民群眾的民主主義覺悟。然而五四運動以後不久，封建文化又一次抬頭，國粹主義思潮再度泛濫，文化界出現了所謂的“整理國故”運動，舊的國粹派和新的國學家紛紛給青年開列了長長的書目，梁啟超還要辦複古的文化學院，一時搞得烏煙瘴氣。這實際上是對五四運動的一次反動，其目的是借提倡整理國故，大讀特讀古書，散布封建主義思想，宣傳保守、倒退、複古，再一次把青年引導到脫離實際鬥爭的書齋和研究室裏去。魯迅先生經曆了這兩場關鍵的曆程，切身感受到舊文化的強大，對新舊文化較量的經驗教訓，作出了科學的總結。他指出：“舊社會的根祗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絕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運動了，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麵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因此他認為，“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同時，他受到了白話文對文言文勝績的啟示。在提倡白話文之初，也是備受保守派的攻擊和反對，但後來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在提倡白話文的同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玄同，白話乘了這一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二心集·無聲的中國》）。魯迅先生從白話文的勝利看到了對舊勢力的鬥爭的一種有效的方法，總結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提出了要有更激烈的主張的策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