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這一思想的提出，是非常切合中國的具體實際的。他洞知傳統勢力的強大，知道中國的事情往往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所以認為，在改革的主張上，必須取一個修正值，過正才能矯枉。
第三，魯迅先生不但是這一策略思想的創立者，而且是這一思想的實踐者。比如對於中國文化的批判。魯迅認為：“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裏麵的思想是最舊的。”“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生在現今的時代，捧著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是殺人不見血、割頭不覺死的“軟刀子”。“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又如對中國文明，魯迅鞭笞說：中國的固有文明，是人肉的筵宴，是吃人的文明（《墳·燈下漫筆》）。中國的文明，是“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華蓋集續編·記談話》）。“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華蓋集續編·忽然想到》）。再如對中國古書的態度，魯迅在1901年致許壽裳的信中就說：“中國古書，葉葉害人。”（《書信·致許壽裳》）1925年，他在應《京報副刊》之約回答“青年必讀書”的書目時，斷然發表了“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的意見。魯迅曾說，他這些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一時的憤激之詞，而是用了許多痛苦換來的真話（《墳·寫在〈墳〉後麵》）。以上所舉，都是魯迅先生“要有更激烈的主張”這一一貫思想的具體體現，魯迅以他犀利的目光，透過千年的苦難曆史和沉重的現實，看到了中國國民性的頑劣和改造國民性的艱巨，正可以作我們當前改革的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