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久以後，章士釗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據說這跟“萬福華刺殺案”後章士釗獄中反省有關，“才短力脆，躁妄致敵”，也算“血的教訓”了。從“學書學劍錯雜來”到“力脫黨籍為書生”（章著《草新湖南案成放歌》），他悟證了“黨人無學，妄言革命，將來禍發，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償”（《答吳稚暉先生》）。惟其如此，你才會明白，何以章士釗在東京能如此堅決拒絕加入“同盟會”，即使同盟會祭出“美人計”、讓“近代四公子”之一吳保初的女公子吳弱男前去勸誘都未成功，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撮合了章、吳締結婚姻。此後章士釗由“廢學救國”轉身一變而成“苦學救國”：赴日、赴歐……之間章士釗還經曆了一個對西方憲政體製從神往到批判的過程（即其二次革命前後為岑椿煊充任謀士之時）。總之這個湖南人每次“翻邊”都很徹底、也很固執。再之後的回歸，就是如上這個“保守主義精英”了。
這就是根性，也更是修養，章士釗跟他的盟兄章太炎類似，無論他們曾經一度多麼激烈宣稱：“此輩學生，隻須日習體操已足，凡考生洋奴所謂學問，了無用處，反而擾亂社會”——他們卻始終都會再度成為讀書人和“學問家”：他們深知“文化”不能“革命”。“文化”隻有一脈相承、厚積薄發、春秋代序、生生不萎。
二十多之後，1925年章士釗回憶往事：“今試思之……（當年罷課學生）由此失學者過半，餘亦未見別有所就。”看來，章氏對學生運動一直持有懷疑與反對的態度原本屬於痛定思痛。何況，在章士釗看來，“五四”以後“學風之壞，已臻極地，國學垂絕，士德全無”，教員“植黨構煽”，學生“荒學踰閑，恣為無忌”，以致“校紀日頹，學績不舉”，至使“道路以目，親者痛心”。客觀看來，這位老資格的“革命黨”如下忠告何嚐不佳：
時事之艱難，決非在校之學生所能普濟。故學生愛國運動，隻宜處變而不能處常，若必據為典要，嚐試頻頻，恐將一麵激起社會之反感，一麵荒廢學業。
實際上，章士釗此種反思行為在他1905-1911年陸續留學日本和英國時候已經開始，由極端的革命論轉向平和的調和論：
十八年前，愚持極端之革命論，並主廢學以救國。後亡命往東京，漸變易其觀念，竟由廢學救國，反而為求學救國。己因與革命老友握別，留學英倫，而極端之革命思想，變化不少。（《新時代之青年》，1919年11月）
章士釗深心以為中國現在“倫紀淩夷”，士不悅學，學風囂張，再不及時加以整頓“邦基將淪無底”，故而才會采用較為強硬手段。至於女師大學生，也屬“閨門稚質，少不更事”，既然“幼弱可憐”，則“且類有家督保人，交相維護”——這種“家長”口吻，激怒當年大張旗鼓的“女新青年”倒也正常。
1923年著於德國柏林的《草新湖南案成放歌》章士釗有言，“人言黑白吾不問，唯詢報國究何如？由來功罪難此斷，刀筆英雄本水炭”，後世我人閱讀先賢著作，此意甚為關鍵，要不得將彼時人物因意見不同導致的筆墨官司一味當真，“報國”這一願望往往對於敵對雙方乃至幾方都是真切的，至於具體意見合於實際或理想高蹈、急功近利或大而無當……則隻能具體情境具體分析，皆以“因緣”現。同為“辛亥老人”的蘇淵雷先生曾將章士釗“搞學術又沉溺政治、依附袁世凱又討袁反袁、不加入同盟會又衝鋒在前”規約為真正的“獨立精神”，不因私誼負公仇，確是發人深思的見地。
五
楊毓麟之死後七年、王國維之死前九年，民國初年還有一個人的死曾經驚動了國人的心：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之父梁濟巨川先生自沉於京師積水潭——現在那個因“新三裏屯”什刹海的煙柳繁華而著名的所在。
巨川身後遺書成紮，反複論證乃為“蓄誌一死，殉義救俗”、“（吾之死）實痛乎繼清者不行仁政以及民，重負夫有清遜位之美也”：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雲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效忠於一家一姓之義狹，效忠於世界之義廣。鄙人雖為清朝而死，而自以為忠於世界。（《敬告世人書·戊午年第壹》）
當此之際，後世我人難道不該對“主義”二字另生一種理解與敬畏？何謂“專以世道為主義”（《敬告世人書·戊午年》）？和楊毓麟類似，梁濟對於“中西”優長並非沒有的見，早在1892年，三十三歲的梁濟即“留心時務，雅以西學為急”：“卻有一種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深切時事，斷不可以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隻力求實事，不能避世人譏訕也。”1898年為次子煥鼎（即漱溟）開蒙，也是首選《地球韻語》以言世界大勢而非尋常四書五經督課童子，更諄諄以教子弟出洋為言。這與他二十年後（1918）主動赴死之前慨歎“吾觀一般無骨之人，對於國俗所尊信斥循者，自己蹴踏自己，即斷為中國必亡之真因，欲救此亡，當從心術根本上起。吾臨死匆忙，雖反覆言之，猶未盡萬分之一也”（《敬告世人書·戊午年第壹》）並無抵牾。厚道誠摯如巨川，晚清日記中對清朝政府“吾君吾相”之“並無真實憂勤之意”的怨懟之語在在皆是。
同樣作為父親，梁巨川選擇主動赴死之前明言“我非不知世間有生可以行樂，求死實為至苦也”（《再告世人書》），然“所欲有甚於生者”，“至於不惜死以求寤人，或真見有不可終日之勢”（《貽趙智庵書》），“做事不避迂拘，思喚起世道人心，去澆薄而就誠篤，不惜以性命貢獻於社會”（《別竹辭花記》），“國性不存，我生何用”：“故雖有極可喜之家庭，而不敢戀，不能不犧牲快樂以明誌，所以動世人之省察也”。所謂“國性”即“天理民彝，為聖道所從出者，是吾國固有之性，皆立國之本也”，大約仁義廉恥、誠敬忠信等皆是，“較之空言世界大同政治高尚徒誇目的反召紛紜者，其功用不可同日而語”。他安靜地安排自己的死亡，自行“檢點裝殮衣物，安排客廳字畫，備吊者來觀，以求知我家先德”，他滿含慈愛認證兒女孝順有為、“我之家庭，真正雍雍熙熙之家庭也”，明己之自戕非出個人生活困頓，而是“發明正義”，他甚至細心安排好兒女各自歸家時間、便於他們料理自己後事：“餘見彼麵，彼收吾骨。”（《敬告世人書·甲寅上半年》、《留示兒女書》、《戊午遺筆》）
梁濟之死再九年之後，“奮身一躍”於頤和園昆明湖的王國維也是一位父親，身後留有八個兒女，其中四個尚未成年。觀堂譏諷乃至責備楊毓麟等人蹈海為“意誌薄弱”之時，是否預料過自己居然在十六年後同樣選擇了自殺、甚至同樣選擇了自沉——魚藻軒前的池水較之大西洋裏的海水，無疑淺陋且渾濁，然而據說從入水到撈出隻有不到兩分鍾時間我們就失去了當年“清華四導師”的首席。“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觀堂遺書之冷峻簡潔，更在以上諸公之上。對於身後妻子兒女的安置，也更顯冷靜、甚至冷漠：
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 父字。
觀堂“奮身一躍”真就如此清淡通脫？弟子浦江清謂恩師“抑餘謂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為哲學上之解脫”、“當其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脫然無所戀念，此一刹那頃，先生或有勝利的微笑歟”難免為尊者諱的意味，讀來萬分牽強。實則浦氏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斷製，才會在文末搖擺出“奔逝而去者，昆明湖萬頃之洪波，而默然無以應我也”這樣坐臥不安的糾結。
因為陳寅恪蓋棺論定，“觀堂之死”似乎也早成為一樁毋庸置疑的定案：所謂“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其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載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遙想巨川先生“先自治，後自由，尤為要緊”（《貽趙智庵書》）之遺言，清末民初這番關於“自由”的思想認證與行為掙紮乃至生命搏擊，真真令人不禁人琴之痛。
小觀堂十歲卻先觀堂十六年而死的林覺民（1887—1911），“廣州起義”就義之時年方廿四，傳說最終決定將其處以極刑的兩廣總督張鳴歧亦因愛才浩歎“（林）麵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當年“三月念六夜四鼓”林覺民留給後世一封情真意摯的《與妻書》：
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雲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天下人之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卒不忍獨善其身。
這“家書”兼“情書”蕩氣回腸，生氣拂拂，至今讀來才明白據說能用英文演講、通曉日語、德語的“美少年”性情根本卻依然是鮮明的儒家“民胞物與”、“兼濟天下”、“推己及人”的根本立場。這封信的接收人、彼時身懷六甲的林妻陳意映哀傷於對丈夫的思念不久鬱鬱病亡。民國元年（1912）2月11日林父孝穎在福州白塔寺為子發喪。3月福州召開“黃花崗烈士追悼會”，老父感於同鄉林秀軍“晚風吹夢作秋涼，浴血何來痛國殤。肯為艱難雙束手，不勝哀怨九回腸”之挽詩，和以“趙佗台迥北風涼，槁葬荒丘半幼殤。一死自酬他誌願，初聞直碎我肝腸。黃花吊客傾鉛淚，白發哀翁對影堂。東海明年櫻再放，君行應念舊同裳”，並親寫《挽子》一聯：“湯武非聖人，千古相傳謬論；彭殤同一視，而翁何愛殘年。”勉自豁達之外，暮年喪子的無限傷感又怎能輕鬆。
毫無疑問的是，清末民初這些出於不同“政治”而有類似“主義”自願赴死的人們，其實都是一些正直、善良、嚴於律己、刻刻反省乃至對他人與社會充滿愛心的人。惟其如此他們才“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我國人之道德心本薄弱，欲其辦事諸人耐勞耐苦，潔己奉公，顧全大局，為社會增幸福者，恐不多覲”、“吾輩丁斯時也，厭世主義未可形於言，並不可存諸心，尚有大責任在也”（禹之謨《與澤、蔚二弟書》），類似的痛切，楊毓麟係列著述例如《論道德》、《新湖南》都有反覆申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第七十六章）。“愛如生樣柔弱”，“愛”隻有如此柔弱、隻能如此柔弱：麵對現世的堅硬，“愛”的具體踐履與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依然是個必須深謀遠慮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