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08年8月12日-1910年4月14日，身在英倫楊毓麟有十數通書信寄給母妻兒女及弟殿麟，所謂“性至孝，對其家恩義甚篤，然因國家多難，常懷舍身殉國之誌，公而忘私，近十年來居家僅四日也”。持論激烈的楊毓麟此間寫給親人的信函，殷殷切切督責備至，“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這研製炸彈第一“黨人”也會從國外購置新樣手帕（倫敦萬國博覽會紀念品、CrystalPalace紀念品）送給妻、女、母親，給兒子的禮物則是“美術郵票一二枚”。他向妻子索要“小照”，顧念她身體不佳，甚至在家書中開列具體方法要妻子遵囑“切實調理”（1909年10月24日致女克恭函），並海天萬裏寄上“西洋藥水”（1909年12月14日致妻函）。他從倫敦寄給妻子明信片，所錄“己酉九月”（1909年10月）舊作三首，嚴肅節製卻深情內斂，自有一番特殊美感：
行吟自笑吾意狂，偃蹇相偕有孟光。
一事如君差不惡，斫頸衛足也無妨。
已辦要離共一邱，發春便買入吳舟。
香篝酒碗如相憶，黃浦江東碧澥頭。
篋劍崢嶸欲化龍，酒徒歌哭漫相從。
生平不作牛衣泣，應解兒夫意未慵。
不輕不狂卻有情有義。身處異域父親對兒女讀書之事籌劃細致理性，百年之後讀來如在紙麵：
現在我雖流落江湖，然自己兒女，萬無令其叨擾外家之理，不獨於心不安，亦於事理不順。且令兒女依賴外家，絕非好氣象。凡人貴自立，不宜使依傍他人作生活。英國人教養小兒女，一切必令小兒女自己支持自己，自小習慣，自然養成獨立自治性質。此事不可姑息，以為兒女小，到學堂怕人欺。且在外家叨擾過久，大有竭忠盡歡之嫌；實屬無以酬答恩慈，此事於我心極為不安。茲特寄上英國金鎊十鎊，照現在鎊價，總可換百一十元以外（或百二十元外），請少奶從速將兩兒分別送入學堂。至八月節，如學校假期中不好住，可令兩兒暫寄居外家。如其可住，仍住學堂。以後總須入學校住宿讀書。以上係我決定如此，少奶務須依我此信行事，且不可仍令兒女叨擾外家。（1909年6月20日致夫人儷鴻書）
依照此後楊毓麟寫給兒女的信函判斷，其妻應該依從他的決定將兒女送入學堂，或者就是“懷中叔祖”所薦之“規矩甚為謹嚴，辦理亦得人”的周氏女塾（即周南女校前身）以及“功課亦好，管理亦為得法”的明德學堂。此可參見楊毓麟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０日致女函。
寫給女兒克恭信中，除囑咐女兒要特別留心算學、英文、體操等“西學”科目外，父親的囑托細膩到了瑣碎的程度，他甚至會將如何正確稱呼外公外婆祖父祖母叔舅諸親、如何預防傳染病的問題在信中一一向兒女交代清楚（分見1909年6月21日、1910年4月1日致兒函）：
汝到學堂寄宿後，自己須要切實學好做人，切實用功求學，不可在學堂內與同學諸人終日閑談亂講，不可與同學諸人鬧意見。待同學諸姊妹宜格外客氣，彼此以求學用功相勉勵。見學堂監督教習，尤宜恭而有禮，恪守校訓，不可違抗。一切日用飲食起居，須有一定規則，按照一定鍾點。鍾點是人生在世一件必須謹守的事，人無一定做事鍾點，便是不能學好的憑證。（1909年6月20日致女函）
此函並以父親的威嚴為女兒定下“規矩”：“平日除與諸女同學往來及休息往來外家請安外，不準汝與男學生往來，亦不準汝妄向別的人家行走”——這並非隻是一種“時代局限”，時隔百年之後，倒是倫理生活已經“開放搞活”到無邊無際的我們該多反思一番“男女有別”的意義與製約。
對兒子克念，除依然囑咐“切實用心讀書習算，極力學做好人”之外，更叮嚀“世上道理多，事情多，無論是何等絕頂天才，不過曉得十萬分之一，學得百萬分之一”，必須“細心研究，切實履行，時時刻刻以紮硬寨、打死仗方法對待之”，“須知世上聰明好漢多得很，聰明好漢多，切實成一個有用的人者卻不多。還是資質平常的人，切實用功，不成就用功有用人物不止，拚死去做，倒做得成一半”——此語深得湘人性格“吃得苦，耐得煩，不怕死，霸得蠻”之精神真諦。尤當注意者，是楊毓麟此函除繼續吩咐兒子不可拋荒“算學、英語、體操等要緊功課”之外特別長篇大論對於“中學”尤其“經書”的態度：
近日無知少年醉心歐化，一言及《四書》、《五經》，便有吐棄不屑之意，殊為大謬。此輩隻知有歐洲，卻忘記得自己是中國人。歐洲各國，現在中、小學校，每禮拜必須有數點鍾講解耶穌教《聖經》。……《五經》、《四書》為周秦以前政治、文化、曆史、道德、倫理之薈萃，於世界各國中流傳最古老之學說，實蔚然為一大宗者，而可弁髦土苴之乎？
此即我們的確見識了一個嶽麓、城南、校經書院學子（並曾“中舉”）的知識背景與價值判斷。與此類似，《新湖南》中楊毓麟雖然對“鄉願陋儒”不假辭色，對“新學小生”同樣嗤之以鼻。我們更再次窺見湖南作為“理學大省”在清末依然濃鬱的修養與根基——《厚道還是霸道：楊昌濟與“湘中二楊”》一文中於此我已三致意焉。難怪楊毓麟寫給女兒信中更特意強調“辦事”之重要：
欲作國文好，必須熟讀古人名作，尤宜用心向事情上切實考求事理之是非、辦事之條理及說話之次第。知事理是非，知辦事條理，不知說話次第、亦算不得好文章。若並事理、是非、辦事條理之不知，隻是放屁，不是作文。是非及條理不是在紙上讀來的，卻是讀書後再要用心對一切事情上研求的。汝必知此，乃可讀古文，乃可學作國文也。（1909年10月24日）
1910年4月1日致兒子克念函中，楊更嚴厲批評“中國各種小說”：
尤不可貪看無聊小說，耗損一生有用之精神，墮壞一生不可纖毫汙損之道德。中國各種小說，皆於人生應有之知識，及應完具之道德，毫無裨益。而其引動人生不肖之思想及無恥之行為，則其力量大至不可思議，中國現在人心腐敗，達於極點，皆隻是此種小說魔力之結果，吾兒萬萬不可自誤。
四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此語，的確“不可不猛省，不可不深思”。陳天華《絕命書》中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痛陳“近來青年誤解自由”以不服從一切規則自矜，至於以報國為名而私德盡喪——這些話掩抑在清末民初的“主義”當中似乎很少被提及。然而，這些話與同為湖南人的“平江不肖生”《留東外史》中對留日學生種種不檢點生活的刻骨描畫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聯係？陳天華之死與楊毓麟之死是否隻有“為政治而死”一種解釋？楊毓麟好友章士釗之後同樣激烈的“轉身”是否存在某種必然？
由大書特書《黃帝魂》鬧退學搞革命的“小憤青”到留英歸來一度職掌民國教育司，和彼時日益高漲的新文化運動意旨乖離，章士釗不肯曲學阿世以殉時風，一路走來罵名不斷——“政治信念全變”，完全否定了自己從前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開始公開抨擊代議製，要求廢棄舊國會與舊法統；鼓吹以農立國，反對工業化；鼓吹禮教複興，反對新文化運動。1924年11月章士釗出任段祺瑞政府司法總長，1925年4月起兼任教育總長，直至1926年4月段氏下野，章也隨之結束了為時一年半的從政生涯。這期間章所推行實施的一係列教育政策，無論出發點是好是壞，卻都遭到了全國上下特別青年學生的一致反對，“驅章運動”接連不息越鬧越大，其最著名者自然是1925年8月“女師大風潮”。
所謂“銳意複古，反對新潮”、“以武力解散女師大，侮辱婦女人格”，章總長是站在“支持校長（即被魯迅罵到狗血噴頭類乎虔婆的楊蔭榆女士）”的立場上的，於是“凡所措置，類屬乖異”，諸多名校恨不能一致抵製章氏命令，脫離教育部管轄。“女師大風潮”差不多已由教育問題轉化為政治風潮，成為當時北京知識分子最為關切的所在，章士釗本人亦陷入與全國教育界為敵之窘境。
遭受挫折若此，章士釗非但未放棄既定政策，態度更趨強硬。1925年8月底，在章氏主持下，段政府下達整飭學風令。10月底，教育部會議決議展開“讀經運動”，規定從小學到大學都要讀《論語》等儒家經書。別看幾十年後當下中國果然已在踐履章總長決議大小頑童重新補課“三字經”，如此舉若在當時，卻隻有更遭群起攻擊的份兒。吳稚暉宣稱“整頓學風宜也。顧章行嚴何人，足言整頓學風乎？足解散女師大乎？若蔡孑民斯可矣”。魯迅指出章士釗並非真信讀經可以救國，不過以此欺人、便利其反動統治，其心可誅。11月28日北京工、學各界數萬人召開國民大會，以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為號召，要求段祺瑞下野，懲處賣國賊。接下來示威學生即轉往章氏住宅：
一擁而入，遇物即毀，自門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屬無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陳，凡書之屬無完者，由笥而揓，無鍵與不鍵，凡服用之屬無完者；先肆其力而搗之，次盡其量而攫之，卒掃聚所餘，相與火之。
各界群眾又於次日搗毀一向同情章士釗言論的《晨報》館——真真是一個動輒“激烈”的時代——其源頭難道不該追溯晚清？不知曾經“激烈”的章總長此即是否曾有“作繭自斃、請君入甕”之歎呢？
後世我人閱讀曆史的傷感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情緒狂熱持續激動之下的青年學子，似乎少有人願意知道或願意記得，這位讓他們必欲“驅之而後快”的“保守型”總長二十多年前（1903）同樣“願從天假殺人柄，豕盡中朝舊輩流”，其激進奔放乃至“暴力”傾向何嚐在他們之下？他甚至發表過一篇《殺人主義》，要“借君頸血，購我文明”。
1903年4月，就讀於江南陸師學堂的章士釗，因校方拒絕學生改良堂規要求事，毅然決然率領三十多名同學退學至滬，“蟻附愛國學社，公言革命”。這批“小革命”中就有日後更以激烈著名的陳獨秀。1903年5月章士釗受聘為《蘇報》主筆，“當時宗旨，第一排滿，第二排康”，“鬧革命”鬧得沸反盈天——謂予不信的讀者敬請參閱章氏本人《黃帝魂》一文。甚至在《蘇報》館查封後，1903年8月章士釗在上海又創辦了有“《蘇報》第二”之稱的《國民日日報》，同時設立東大陸圖書譯印局，編印出版多種宣傳革命和反滿書籍、傳單。章士釗也曾是“暗殺團”骨幹分子，其同事自然包括楊毓麟、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