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象”的近代湘人之死及其他
湖湘人物
作者：秦燕春
一
1928年浦江清在恩師王國維棄世周年之際著文《論王靜安先生之自沉》，憶及先師生前“素不主自殺”、“嚐譏腦病蹈海之留學生為意誌薄弱，而社會之鋪張之者，可科以殺人之罪”——此處雖未指名道姓，明眼人卻一望便知，所謂“腦病蹈海之留學生為社會鋪張”，顯然當為1912年3月6日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文《令陸軍部準建楊鄭二烈士專祠並附祀吳熊楊陳四烈士文》中的湘籍沉水自戕人士之楊毓麟、陳天華。
1911年8月5日湖南長沙人楊毓麟（1872-1911，字篤生，號叔壬，複號守仁）在英國利物浦投海自沉，據說埋葬於ANFIELD公墓的楊氏墓碑上用英文給出的紀念銘刻並自戕理由乃是“因政治思想而死”（吳建華《蹈海烈士楊守仁》）。當年未及不惑的楊毓麟蹈海自殺的消息傳出令同誌不勝訝異悲悼。黃興自稱“感情所觸，幾欲自裁”，痛失良友之情溢於言表；孫中山信函中也說“殊深悲悼。弟觀篤生君嚐具一種悲觀懇摯之氣，然不期出此等結果也”。
關於楊毓麟自殺原因，《孫中山全集》給出的一個解釋乃是：“楊聞廣州起義失敗並憤於日本瓜分跳海自殺。”與此類似，強調1911年4月27日黃花崗起義失敗對楊刺激至深、因之尋死的說法從當時到日後都非常流行。例如楊氏曾經主持的《民立報》當年8月25日特意登出《蹈海記者之痛史》，稱楊氏“精神痛苦，如火中燒”故而溺水。馮自由撰寫《革命逸史》也稱其因“神氣沮喪”而導致“舊病複發”。章士釗1963年3月18日寫於北京的《楊懷中別傳》間關提到這位與楊懷中關係最好的族孫，亦稱“守仁憤革命之失敗，自沉於海”。楊懷中即楊昌濟，楊開慧之父。
在偏愛湘人“精神”的錢基博先生解讀中，楊毓麟“發奮蹈海”一件直接後果就是讓當時同在英倫留學的湖南老鄉章士釗從“青桐”變成了“秋桐”，刺激之沉痛可想。
黃花崗之敗，誌士駢首，而友人楊篤生同客英倫，聞之，發奮蹈海死。士釗所居黯然，感於詩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為“秋”焉。
章士釗少年因讀書所在之長沙東鄉老屋有稚桐一棵，皮青幹直，日夕瞻對，油然愛生，又因諳習白居易詩之哲理高遠，所謂“自雲手種時，一棵青桐子。直從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麵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故而自號“青桐子”。此際則因篤生之死改號“秋桐”，之後又之後，為回國操辦《甲寅》，論多違俗不為苟同之旨屢觸眾怒，再度改稱“孤桐”，獨立寒秋的況味一望無際，其所強調者，無非就是“吾行吾素，知罪惟人”、“天爵自修，人言何恤”，這是有使命感和擔當力的人才能知行的話。
錢基博先生著有《近百年湖南學風》，章士釗是他非常欣賞的人，與譚嗣同、蔡鍔合列一傳，三人或“明死生之故、變法不成乃殺身以殉所信”（譚），或“張軍國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聲大義”（蔡），或“權新舊之宜、與世相劘而叢詬以將莫齒”（章）——都屬不計後果之人，“下蠻幹去”，這就是那一代湖南人，背後有“信”。與章士釗友好若此的楊毓麟，想來亦複如是。
不過，在篤生赴歐之前曾奔走效命的滬上，《民立報》編者根據1911年10月11日—12日所刊楊自書“絕命書三首”推斷，以為“先生蹈海之原因甚複雜，要為得神經病所致”，又代為訂正“留歐學界有謂其資盡投海”的流言，顯然此說也是當時流傳楊氏死亡原因一種。
《民立報》所刊書信三通的確均有提及健康問題，所謂“腦病複發”，然若細究語意，則另有深意大可玩味。如《致某某二君書》之一：
弟患急性腦炎，原因出於年長失學，好作繁思。感觸時事，腦病時發，貪食磷硫補品，日來毒發，腦炎狂熾，遍體沸熱不可耐。前禮拜往英格爾斯哥觀所謂博覽會者，以該地為一大製造口岸，會中機器館必×，可借研究觸發之×，乃徘徊其中，得益絕鮮，益感憤於科學根底之不可追補。在寓徹夜不成眠，欲得一手槍回國，因英語不佳，人地又生，不得，而行返 （ 北澱城）。後益鬱悶不可製，於昨日買車票來利物浦，欲趁便船歸國，尋一二× ×死之。然海天萬裏，非旦夕可達，而吾腦悶憤不可解，憤不樂生，恨而死之，決投海中自毖（文中“× ×”為脫字）。
此函楊毓麟還敦囑友人“國事大難，公等勉之，為將來自愛自經，講讀為賢哲所義。弟久欲解脫形神束縛，與他人無關，亦不計是非嘲笑也”——此一“不計”後果頗具湘人特色。
楊氏另一致某君書中同樣強調了“腦炎劇發，不可複耐，有生無樂，得死為佳”的狀況與心理，並另將存款一百一十鎊原為“歸國後為開一小小炸彈廠之起點者”，如今改變用途“濟黃× ×（按：原文缺字）兄之窮”。這位楊氏不肯明言的匿名同誌，實即黃興，難怪黃對篤生之死那般心碎。
第三通遺書則為《致懷中叔祖書》，寫給當時同在英倫的楊昌濟（1909年與章士釗一起考入氵厄北澱大學就讀，參見楊毓麟1909年11月4日致母親書），“腦炎大發”、“狂亂熾勃不可自耐”、“迸亂不可製，憤而求死”的理由依然保留，楊毓麟死得似乎很平靜：“恩怨銷亡，萬事俱空，因緣頓盡，罵我由公等，不暇惜矣。”因為是寫給親屬的遺書，故該函多涉及身後家事處理，例如“旅費餘三十鎊，寄歸與慈母，為最後之反哺”，甚至還將行李存放氵厄 北澱車站供楊昌濟以備取用，“以票呈長者，或可檢得一二英文書供用”。
其實，早在1909年6月20日楊毓麟致夫人儷鴻函中，就曾提及“請二哥買腦丸”，“但買到後，至今未曾服用過三分之一”，且說“倫敦天氣，入夏季以來，頗為清爽和煦。每日必往公園散步，身體甚屬相安，不以為苦”，當時病況似並不嚴重。該年11月4日前往氵厄 北澱修學前致妻函中甚至自稱“身體甚好”。盡管在楊昌濟的回憶中，篤生似乎身體先天就較文弱，“退然如不勝衣，乃能為景略雄談也”（氏著《蹈海烈士楊君守仁事略》），何況常年“奔走江湖，積年勞瘁，感憤時事，腦疾時發”，尤其執筆滬上鼓吹革命之時“報館事務異常繁瑣，精力大虧”。1908年赴英就讀後則“研習英文甚苦，腦疾愈甚”，“顧勤敏性成，不自製，明知用功過度於身體有傷，而苦學如故。嚐歎少年精力徒費於國學一隅，於數學、英文未嚐致力，迨中年為之，其難乃十倍也。又嚐悔在日本時為感情所動，未能堅忍，至今日而科學根柢乃不得而追補也”。因此種種，楊毓麟似乎經常處在一種“憤甚”、“益憤悶不能自已”，“病乃日深”的境遇當中，他在私函中歎息最多的就是“苦於無暇求學，至以為惱”、“甚矣求學之難矣”，且立誌“耐勞勉學，從容漸進，不求速效”。那代人舍命“救國”、“以學救國”的願望至少在情感真誠上是無可質疑的，假如我們還可以辨審他們措施是否得當。楊昌濟謂楊毓麟“每著一論，精神迸露，義氣凜然，讀者深為感發。君故工文辭，有遠識，其不可及處，尤在其言有物，出於至誠”，良有以也，著於1902年留日期間的《新湖南》無疑是此種文風的代表作，滔滔雄辯義氣慷慨，黃興在致孫中山信函中連連稱讚篤生“思想縝密”以“美材”譽之。
生死事大。1909年11月4日寫給母親的家書中楊毓麟還在內疚“慈親本年六秩大慶，未及歸國恭舉壽觴，惶恐無極。將來慈躬七秩大慶時，守仁準可潔膳馨饈，瞻依愛日也”——兩年之後，他的選擇卻令自己永遠無法完諾。
二
選擇主動赴死的人無論如何都是人類中的少數，而選擇在二十世紀初蹈海赴死的中國人中，著名的至少就有三位湖南人。我們不妨再趁此觀照一下另外兩位，陳天華（1975—1905）和姚宏業（1881—1906）。
1905年12月8日新化人陳天華在日本大森海灣蹈海自殺，據說是為了抗議日本政府頒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1906年4月6日益陽人姚宏業在上海黃浦江投海自盡，是亦為“殉學”，殉“中國公學”的開辦問題，但同樣與日本取締留學生政策有關。姚氏早年就讀長沙明德學堂，1904年加入華興會，隨後東渡日本入宏文學院學習。1905冬取締留學生規則的頒布導致次年春姚宏業與王敬芳、張邦傑等人在上海籌辦中國公學以安置歸國學生。因經費等原因，中國公學開學後不久即遭困厄，姚宏業投江以殉，身後留有數千字遺書，道盡“為中國公學而死”的心思。
陳、姚二烈士可說是為了同一“意義”世界殞身，而後他們的安葬又引發了禹之謨、寧調元在嶽麓山公葬烈士之舉，更間接引發了禹之謨的被逮與被殺。
禹之謨之死潛在原因即為他發動並主持了陳天華、姚宏業公葬儀式：二人之屍同時歸梓湖南後，禹之謨約諸同誌，認為“今國家孱弱，兩烈士之所憤而死也，非葬嶽麓山不足以驚國人”。據說屆時（1906年5月23日）湖南各校生徒分別從朱張渡、小西門兩處渡江，“皆白衣冠來”，“之謨短衣大冠，負長刀，部勒指揮。執紼者約以萬計，皆步伐無差”，“適值夏日，學生皆著白色製服，自長沙城中觀之，全山為之縞素”。此事日後在毛澤東的記憶中被稱為“驚天動地可紀的一樁事”（《本會總記》，《湘江評論》第四期），而於風雨飄搖之清政府看來卻正是大忌，故有鉤織罪名逮禹入獄並最終絞殺之舉措。
刊登於1906年《洞庭波》上署名“湖南某君”的《挽陳、姚二烈士聯》，公認是禹之謨手筆，其中上聯透露出的奇異的“贖罪心理”引人矚目：“殺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義，應是湖南。烈士竟捐生，兩棺得贖湖南罪。”所謂“殺同胞”之湖南人，具體所指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同治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中興名臣”變臉為“湖南罪人”。盡管因為“洪、楊諸人崛起草野，其綱紀四方又未能秩然就緒”，於是曾、左諸公“慕撥亂之名誤反正之業”的“倒行逆施”稍有可原諒的餘地，隻是：
光複之際，三湘子弟建功獨多，未始非湔洗之一念有以激發之也。是故洪、曾睽而滿廷延，孫、黃合而漢起，湘之人才為輕重於天下者見矣。期間經營光複，屢起屢仆，百折不撓，飲刃不悔者，厥維湘人之特色。（佚名：《禹之謨傳》）
何止“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譚嗣同，禹之謨同樣選擇“吾輩作事，死，義也。列邦改政孰不流血？以吾為先導，可乎”，或者“餘之軀殼，久已看空，何懼為？吾輩為國家、為社會死，義也。各國改革孰不流血？吾當為前驅”，至於“身雖禁於囹圄，而誌自若；軀殼死耳，我誌長存”（《遺在世同胞書》），這日常“衣西裝，單衫革履，短發垂右”頭戴“拿破侖帽”的“晚清異類”，分明卻讓我們辨識出“三軍可奪其帥也，匹夫不可奪其誌也”的傳統儒家情懷。甚至在入獄之後他的持議依然就是：“大丈夫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禹之謨豈畏死者！若畏死則不至此地矣！滿廷方號預備立憲，餘以興民權而遭此禍，不死幾個可慘之人，猶以為立憲可靠。”據說禹之謨常說一句口頭禪便是“舍命去幹，決無不成之理”。
這裏固然有性格原因。例如禹之謨也有“常思稍自斂戟”的時候，但“及臨事，則又飆舉奮發，置一切不顧”，乃至官中有事他的反應也是“往往出名爭執，詞意決裂”（曹孟其《禹之謨傳》），“暫藏豐城劍，待著羑裏書”（靖州獄中自題）的願望畢竟更多隻是一種願望。
然而這一時期渴望“赴死”的激烈情緒往往更成為一種“全民自覺”——更為準確地說，當是讀書識字尤其略通西學之人的“群體自覺”——這種“自覺”在湘籍誌士身上又特別張大其辭。還是楊毓麟，在《新湖南》中他同樣以為“中興名臣”們“徇書生之小節而忘國民之大恥”：“西諺曰‘以血洗血’，此慘憺哀痛之言也。吾湖南負罪於天下也，以血購之，欲求所以揃雪前恥而開辟新世界者，亦當以血償之。”雖然“吾豈敢煽起殺機以菹醢我父老子弟之性命哉？吾抑豈忍汩溺世法，以任吾父老子弟之沉眠酣寢，席薪火以待焦灼哉”——這代人的激烈並非源於天性的忍苛或暴亂，“餘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這裏有“世界潮流”的影響，“暗殺”風潮彌漫中外，楊毓麟專門在《神州日報》上輯有《記白人暗殺事件列表》，甚至我們的儒雅翰林、日後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概莫能外。禹之謨“靖州獄中自題”第二聯就是“師拿破侖，學瑪誌尼”。1905年在北京正陽門車站行刺“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的吳樾，同樣認為“寧犧牲一己肉體”、“樾請為諸君子著先鞭，更願死後化一我而為千百我，前仆後繼，不殺不休，不盡不止”（《烈士吳樾意見書》，載《民報》第三號）。吳樾作為“中國炸彈第一聲”被稱為“（楊）守仁之密謀”。楊毓麟本人幹脆就是第一個自學製造炸藥的革命黨人，並因此失去一隻眼睛，他還一度曾是“北方暗殺團團長”：“研究爆發物十餘種”（馮自由《新湖南作者楊篤生》）、“黨人能自造炸彈，自守仁始”（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但依然提醒讀者諸君不要因此以為這些“革命黨人”就是一群暴虐殘忍之徒：“夫破壞者，宇宙之悲穀也，吾不忍於湖南見之，吾亦何忍為湖南言之？雖然，是烏可以已哉！苟可以不至於暴動，即毒蛇鷙獸，亦決不至於暴動也”、“求文明者，非獨賞其價值，又須忍其痛苦”（楊毓麟《新湖南》“第五篇：破壞”）。他們何嚐不渴望“非暴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