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先生生活很有規律，白天專心工作，晚上九點就睡覺。翻譯《毛選》時，在沙灘那裏。賓館裏夥食好，有黃油，但他不總吃太多，對身體不好。他也散步，注意養生。
張：您還和哪些老先生來往較多？
吳：還有吳世昌先生。吳先生有很突出的愛國思想，他的愛國熱忱，很值得人學習。他用英文寫《紅樓夢探源》，同時對詩詞很有研究，創作也很地道。
他喜歡獎掖後進。當時我是夫婦兩地分居，一個人住在院部８號樓集體宿舍，吳先生每年寒冬春節都來看我。有一次開組會，我們坐在一起，他笑著對我說：“現在文學所有三吳（即他、吳曉鈴先生和我）。”我隻好說：“不敢當，不敢當。”
我和他接觸多，是因為一起帶唐宋文學的研究生，我是他的助手。培養計劃、參考書目等，都是我負責寫的。我還帶研究生去俞平伯、夏承燾等先生家裏去聽課。學生畢業時請北大、北師大的先生來參加論文答辯，都是我來做。從前很少招研究生，怎麼帶，有的不熟悉，他常常介紹國外帶研究生的情況。他非常愛才，第一次招研究生，一千多人報考，他和我通過荒煤爭取了名額，除唐宋文學選拔四人外，還將優秀的考生分配給了王士菁、侯敏澤等先生。
吳先生他為人真率，有不同意見，就會直接說出來。他對以往答辯的不良風氣提出要警惕。他說平常要嚴格要求研究生，對於有的評委為了顯示自己常常刁難學生，他不讚成。
三、編纂文學史和其它科研成果
張：文學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從事文學史的寫作，您自己也花費大量精力從事文學史的編纂。能否談談這方麵的情況？
吳：我這一生，跟文學史也算結了緣。來文學所之初，就參加了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的編寫。我們年輕一輩和錢先生、餘先生、力揚、吳曉鈴、陳友琴、範寧先生等一起住在頤和園西邊的高級黨校宿舍。大家都是星期一來，星期六離開，接觸很多。當時是困難時期，生活困難，住在高級黨校，一日三餐無虞。
《中國文學史》的上馬，我在其中還起了一點點小小的作用。當時反“右傾”，整風貼大字報，我不願意寫其芳同誌等所領導、老先生，所以貼了一個大字報呼籲編寫文學史，這對推動文學史的上馬是有作用的。文學所的《中國文學史》影響很大，對培養人才應該起到了作用，當時朱光潛先生就讚揚這本書比較踏實。前些年去賀敬之家裏，他還讚揚這套書，並且放置案頭。
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唐代部分隻有十多萬字，關鍵是作家麵不夠，不能全麵反映唐代作家的全麵成就，詩歌流派、民間文學、敦煌文學、駢文等，都沒有反映出來。此外，文學規律仍值得探索，如新樂府運動是否成立的問題。過去隻認為漢代的樂府詩重要，我做了重新探討，認為唐代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樂府詩最為繁榮的時期。
《唐代文學史》下卷的編成不容易。充分發揮了大家的專長，除我們寫的篇章外，如張錫厚寫敦煌，蔣寅寫大曆，都有特點。書出版前，出版社請陳貽焮先生審閱，陳先生認為《唐代文學史》超過了以往任何一種文學史。書出版後，所裏開過一次所內外專家的會議，《唐代文學史》得到了高度的評價。如果我不搞唐傳奇研究，我對唐代的基本情況也不可能這麼熟悉。
張：您還從事了許多選本的工作，能否介紹一下？
吳：真正好的選本對提高民族素質是有幫助的。除了《唐詩選》之外，我還有主編的《唐詩選注》。該書上馬時大家都在地震棚裏，那時“文革”還沒有結束，一般同誌寫東西也發表不了，所以，何其芳同誌主張多請古代組的同誌參加。當時出版社要求應有工人同誌參加，我認真做了修改，這本書關鍵是注，做到雅俗共賞。我們在注釋、分析上認真地花了時間，胡念貽先生為一個注就曾花費三天時間。
隨後，我又主編了《唐詩名篇賞析》，並撰寫了“前言”，還與人合著了《唐宋詞選講》，事前我確定選目並撰寫“前言”。在工作中了解中社會需要，所以後來和範之麟先生主編了一套《全唐詩典故辭典》。另外，我和北大的儲斌傑、周先慎、袁行霈先生四個人一起為農業函授學院撰寫了一部文學簡史，我負責宋遼金元部分，其中有些新的見解。
張：能否請您多介紹一些您多年來的學術研究成果？
吳：我這些年來也有不少論文。前麵提到的《關於唐代傳奇繁榮的原因》，文學所十周年所慶時，何其芳同誌在眾多論文中發現了我這篇論文，並得到餘冠英、錢鍾書先生的肯定，收入了《文學研究集刊》第一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上，與錢鍾書、楊絳、胡念貽、卞之琳、季羨林、吳世昌、孫楷第等先生的文章在一起。對於唐代傳奇，論文對南宋以來的一些重要論點提出了商榷。另一篇《談談邊塞詩討論中的幾個問題》是針對全國討論而發的總結性論文。這篇文章在當時有廣泛影響。《宋代文學研究之我見》一文，我去南京開會，唐圭璋先生說讀過我這篇論文，讚同我的意見。當時夏承燾先生等人認為《滿江紅》不是嶽飛所作，我認為確是嶽飛所作，詞中提到“賀蘭山”，是使用典故，而不是指明確的方位。在文章中，我還談到唐宋文學研究的比較，一般認為唐代文學研究比較繁榮。我覺得，如果宋代文學研究要媲美唐代，必須要加強宋代文學的資料整理。唐圭璋先生、程千帆先生都表示讚成，程千帆先生並把他自己所寫的論文與我的觀點印證，表示有共同的看法。《略論唐代樂府詩》、《李白三論》等也引起關注。
上麵說的都是一些比較宏觀的論文，我也針對一些具體問題作過研究。比如討論過魏徵、元稹及李杜並稱的問題等，還撰寫了一些作家評傳，《蘇軾評傳》糾正了過去一些錯誤的說法而已，《張若虛評傳》和《白行簡評傳》則有些貢獻，陳毓羆同誌看到《中國曆代著名文學家評傳》，說你寫的不少啊。
我還寫過唐代批評李白、杜甫的情況。傅庚生先生說李、杜在唐代是沒有人批評的，我列舉一些證據反駁這種觀點。錢鍾書先生看了，說發表之前怎麼不給我先看看，他大概還想補充一些的。
我也寫了一篇討論計有功《唐詩紀事》的文章，考證計有功的籍貫，係統介紹該書的內容。
張：貫穿您各種研究之中的，是否有什麼研究方法？
吳：五十年來，我的研究麵很廣，除重點在唐宋外，上至南北朝的《敕勒歌》，下至當代的俞平伯先生的詩歌創作都有論文。上下求索，是研究需要，因為不了解唐前文學就無法探索和繼承創新；不研究後代，也不能真正了解唐代文學的影響。我的成果包括論文、文學史、選注、詩詞欣賞、工具書等，出版書籍十餘種。我要求自己寫論文盡量做到在學術上篇篇有新見，出書部部有突破。我的研究方法是：研究一個詩人、小說家、散文家，要進行綜合研究；要看它們所有的作品，同時對同時代、後代對他的評論，都要加以彙總之後，才敢下筆。
張：非常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