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學所憶舊
張：您是怎麼來文學所工作的？在您眼中，那時文學所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吳：對我來說，步入文學所，就是步入實現理想之路。
當時科學院還是全國選拔人才的。我畢業填報分配誌願，第一個就是文學所，第二個是川大，第三個是新疆，最後分配到文學所。當時需要坐火車先到西安，然後從西安到北京，抵達北京的時間是1959年9月15日。因為那天早上毛主席、周總理剛剛參觀過北京站，所以我很清楚的記得這個日子。
川大分到文學所一共有五個人，除了我之外，還有民間室的祁連休。其他人因為三年自然災害，精簡機構時到其他單位去了，當時連卞之琳先生的夫人也到下麵的單位去工作了。
我們這批人來到文學所之後，一開始沒有分配到各個研究室。國慶節所裏開慶祝會，我第一次見到餘冠英先生、王伯祥先生、錢鍾書先生等久仰的學者。我代表新來的大學生、留學生講話，主要就是表達了很興奮的心情。當時何其芳同誌安排我們在圖書室抄寫卡片等，先熟悉情況。後來何其芳讓大家講講各自的興趣和誌願。我分配到古代組。
文學所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點，一是專家多，著名學者多；二是圖書多，善本多。圖書多主要是因為鄭振鐸、何其芳都愛書。汪蔚林專職管圖書，範寧等先生都兼職過圖書室主任。那時人少，白天借書方便，就是晚上也可以借書。
文學所還有一點就是人情味濃。來所裏後，鄧紹基請大家去他家裏玩，我和老先生們關係都很好。“文革”中，我被提了兩個缺點，一是愛種花，說是小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其實在我家鄉四川，農民都種花；第二個問題是和老先生關係好。那時老先生絕大多數都進了牛棚，不是問題也是問題。這些意見在今天看來等於表揚我，而在當時卻是嚴重問題。
張：能否仔細談談當時文學所的老先生們？
吳：我從小就養成了尊敬師長的好習慣。無論是小學老師，還是中學、大學的老師。文學所的老前輩，我都出自內心的誠意尊敬他們。
說起老先生們，當時文學所聘任了許多著名的專家。唐弢先生是和我同一年來的，戈寶權先生來所在我後麵。當時古代室老專家更多。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詞選釋》“文革”前夕已定稿，人民文學出版社印了征求意見本，但遲遲未出版。記得1965年初中宣部文藝處開會，於光遠主持，我發言曾提到此書，希望早日出版。俞先生知道我喜歡書法，我請他寫，他就寫了一個條幅給我，那是在他獲得平反之前。俞先生生活簡樸，常穿大褂。
古代組組長是餘冠英先生。餘先生知識淵博，從先秦到唐代均有學術成果。林庚、馮沅君編《中國曆代詩歌選》，曾請餘冠英先生審訂。餘先生在這方麵，是權威。不僅如此，餘先生在語言上也注意美感，是由博而專的學者。我和他接觸時間很長，經常和他談個人情況。他對我十分愛護。唐山大地震前四川鬧地震，餘先生讓我把家屬從四川接來。我1963寫《關於唐代傳奇繁榮的原因》，也得到餘先生的肯定，認為研究有突破。餘先生認真又虛心、寬容，能容納各方麵意見；待人寬厚，能團結全組同誌。
餘先生為人正直，不計個人得失。“文革”後期，餘先生關注未完成的科研任務，經常在他家裏召開會議討論《唐詩選》的修訂工作。有位老先生擔心修訂後出版不了，餘先生笑說“隻要書有價值，不出版，藏之名山好了！”餘先生關心培養人才工作，經常和年輕人談心。我和胡念貽為中華書局撰寫了柳宗元《天對譯注》，胡念貽送他看後，對胡說：“庚舜同誌不僅論文有新見，注釋也顯見功力。”《唐詩選》的初稿因時間短，尚不完善，而錢先生因撰《管錐編》退出編寫組，餘先生約我參加，並兼作他的助手，從選目到注釋，作了全麵修訂。
王伯祥先生是年紀最大的老專家，文史兼擅，為人慈祥，待我如子侄。我1959年結婚時，王先生晚上專門過來當主婚人。後來談學問，他對我說搞唐代文學一定要讀《全唐文》。六十年代初他讓我擔任他編撰《中國古代文論長編》的助手，因為我去山東下鄉而未果。王先生早年研究過《四庫提要》，所以中華書局後來請他標點。我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中曾為他撰寫了傳記。
孫楷第先生身體不好，住在北大，大家都不認識他。《中國文學史》出版後，我專程去接他到四川飯店赴宴。孫楷第先生搞考證，當時風氣不重視考證，其實自己做了研究，才知道考證的重要性。文學所對孫先生禮遇，真正體現了愛惜人才，利用專長，體現了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特點。
吳曉鈴先生“文革”前就是研究員了，是元明清戲曲小說的著名專家。他曾在語言所工作，後來才調到文學所。吳先生的知識麵很廣，將博與專結合得非常好。他對後輩也十分關懷。譬如看了我的傳奇論文，他高興地鼓勵我，還對我說如果想看京劇就告訴他，他送我戲票。
範寧先生很活躍，愛整潔。當時穿衣服，俞平伯先生是不拘一格的。錢先生是很整齊的，餘冠英先生就開玩笑說錢先生“風度翩翩”。範先生的研究麵也很廣，從魏晉一直到元明清。他喜歡發表獨立的意見，大家都很喜歡和他交流問題。
我的導師雖然是錢鍾書先生，他和我合寫論文《也論長生殿》，這在他是少見的。但古代組老先生都是我的老師。我信服杜甫的“轉益多師”。除了本所的老先生外，我也曾受到茅盾先生的影響。聽了茅盾先生的話，我才下決心在後來主編《唐代文學史》時加入駢文部分，全麵反映唐文麵貌。
張：錢鍾書先生是如何指導您的呢？
吳：錢鍾書先生是我的指導老師。最近《中國社會科學報》上有一篇文章，說錢先生是“孤傲”的，我覺得談得比較片麵，其實錢先生對人還是通情達理、平易近人的。他家住東四頭條或釣魚台，我去他家時，多數是他開門，在門口就能聽到他急促的腳步聲。他對所有人都是這樣熱情、談笑風生的。我去送稿費、文件等，有時需要錢先生回信的，他就馬上打開墨盒，一揮而就。他曾對我說他有一隻心愛的銅爐，保姆很勤快，把它擦得發亮。鄭振鐸先生到他家看到這個銅爐，不斷地歎氣說“完了”。錢先生是笑著對我說的，連一句批評的意思也沒有，他知道保姆不過是好心辦壞事。於此可見錢先生的平易近人。
研究所老師帶學生不需要手把手教，主要是談自己的經曆和心得，讓學生自己去體會。錢先生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是以身作則。如要專一，又要博學，他跟我說，治學要先有立足點，然後向其他方向發展。錢先生說這句話的時候，同時在自己的膝蓋上劃了一個圓圈，然後畫出射線，作為比喻，這句話對我啟發很大。
除了言傳，還有身教。錢先生上班比其他老先生都要早。來了就去書庫。
做學問一定要熟悉第一手資料，錢先生談天時說他反複通讀過《全唐詩》五遍。我想和強記的他比，我應超過他才行。於是，向餘冠英先生借錢買了套《全唐詩》，為研究需要看了六七遍。我研究唐代小說，也是在通讀唐代小說的基礎上展開的。另外，錢先生每次看到我的論唐詩的新作時，總是高興的，說你又讀了《全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