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同性戀男性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的年齡是15歲左右，大約到19歲時就肯定了自己的同性性傾向；而同性戀女性則分別在18歲和21歲左右。
（二）性伴侶和社會伴侶
同性戀女性的性方式與同性戀男性有明顯的不同，這些差別也反映在同性戀女性團體機構的性質上，如女同性戀酒吧比男同性戀酒吧要少得多，女同性戀酒吧的主要作用是作為飲酒、跳舞、社交的聚會場所而不是作為挑選匿名性伴侶的市場。大多數同性戀女性光顧酒吧隻是為了娛樂，而且次數比同性戀男性要少得多。如果一個同性戀女性愛慕一個性伴侶，她就會將她帶到自己的居所並花費整一個晚上或周末與她陪伴。而同性戀男性大多數隻花費1小時或更少的時間與其性伴侶在一起。
同性戀女性的性伴侶數比同性戀男性要少得多，實際上也沒有任何公共街道、海濱、公園或茶館是專供同性戀女性尋找性伴侶的。她們通常在學習、工作場所、宴會、社交場合和同性戀組織中尋找性伴侶。她們可能建立比性關係更深入的關係，比同性戀男性更注重尋求伴有情感聯係的關係，並且希望建立相對較持久的關係。大多數同性戀女性認為在有情感融合或交流時進行性活動才能帶來更完全的滿足感。許多同性戀女性團體存在的目的就是為同性戀女性團體成員提供相互的社會和情感支持。
同性戀女性的伴侶關係多持續3年或更長的時間，中斷這種關係的原因與異性性關係的中斷極為相似。
7.4有關同性戀性質的生物學認識
關於同性戀的生物學認識，科學研究者總是從尋找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之間的外顯生物學特征差異著手進行的，然後開始探索為什麼會存在這些不同。
1934年，桑德首先對單卵孿生子的同性戀發生情況進行了調查。他發現7對孿生子中有6對均為同性戀者，隻有1對孿生子分別是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克爾曼1952年對85位身為孿生子之一的男性同性戀者和他們的孿生兄弟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其中40對是同卵孿生子，45對是異卵孿生子。同卵孿生子同性戀共同發生率為100%，異卵孿生子為40%。結論是同性戀性取向與性行為的發生不僅確實與遺傳因素有關，而且同卵孿生子的同性戀傾向程度也強於異卵孿生子。赫斯頓1968年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同卵孿生子不但具有相同的同性戀性取向，而且性活動方式都有驚人的相似性。
由於上述研究無法排除環境因素對孿生子性取向的影響，1986年，埃克特對55對自嬰兒期就分開撫養的同卵孿生子成年人進行性取向調查，以判別同性戀發生與遺傳因素、環境因素的關係。結果發現，這些同卵孿生子中一人或兩人均是同性戀的（包括雙性戀）共有5對。其中在男性中若有一人是同性戀，另一人必然也是同性戀，這提示男性同性戀的發生可能與遺傳因素有關；女性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一人是同性戀者，另一人未必是同性戀者，提示同性戀在女性中的發生因素可能更加複雜。
哈莫等人在1993年7月《科學》雜誌發表的論文更是將同性戀的遺傳特征研究推向一個新的起點。他們發現在76名男性同性戀者的男性親屬中，同性戀的比例相當高，幾乎所有的比例失調均出自母係一邊。他們運用分子生物學基因定位技術，對其中的40對同性戀兄弟進行了DNA序列分析。檢測結果發現，在33對男性同性戀兄弟的X染色體q28基因位點存在一個特別的區域，在這個區域的近百萬個基因組中大約有5個完全相同的基因，從而認為男性同性戀可能是一種遺傳變異。
除了遺傳因素以外，性激素（內分泌）假說也是諸多同性戀發生假說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至今沒有多少令人信服的研究結果。
大腦性差異也是同性戀形成假說之一。人們已經發現大腦性別差異的存在，早期胎兒大腦並無性別差異，隻是在受到性激素的明顯作用後胎兒大腦才分化為男性和女性，即性激素能促進胎兒大腦的結構和功能分化，並對性成熟以後的性行為有明顯影響。
德國著名內分泌學家唐納經過動物實驗發現，胎兒大腦主要受何種激素影響將決定個體性成熟後的性取向。雄性大鼠胚胎發育的關鍵期間（大腦性分化前）如果存在絕對或相對的雄激素（特別是睾酮）缺乏，而主要受來自母親卵巢內雌激素的影響，胎兒大腦將出現女性化分化，從而使個體性成熟後成為同性戀類型；與此相反，雌性胎兒如果受到高濃度睾酮的影響，胎兒也將發育成同性戀類型。這種性分化的類型是終身性的，不再受出生後內源或外源性激素、生活環境的影響而改變。
之後科學家們開始尋找可能影響性取向差異（性別差異）的性別差異細胞（SDN），即性別二型神經元，對其定位及在不同性取向狀態下的形態學變化。斯威柏等在對100多位研究對象進行研究後發現，成人SDN存在於下丘腦中，男性的SDN數量和體積是女性的兩倍。雖然下丘腦的性別差異發生在懷孕的4～7個月，但在出生後的2～4年後才由於女性SDN數量和體積的下降而使性別差異變得可測定。男性同性戀在胎兒期並沒有女性化的下丘腦分化，而是在出生後的發育過程中，SDN的體積和數量才出現性別的變化並在出生後的13～16個月左右達到高峰。這個時期以後，同性戀者的SDN的體積和數量保持不變，而其他人的SDN的體積和數量則逐步下降，到成年期則大約為峰值的37%。
愛倫等在檢查了90例男性同性戀、男性異性戀和女性異性戀死者的大腦前聯合（BNA）後發現，男性同性戀的BNA中縫平麵比男性異性戀大34%，比異性戀女性大18%，認為這種解剖學的差異可能構成了男性同性戀、男性異性戀、女性異性戀之間的認知功能和優勢側差異的部分基礎。他們認為控製早期發育的因素以綜合的方式產生了與性別有關的包括大腦前聯合和性取向在內的大腦解剖和功能的差異。美國神經學家利維等在1991年8月的《科學》雜誌上撰文發表了他本人的研究發現。他對41例屍體大腦組織進行了解剖，其中19例為男性同性戀者，16例為男性異性戀者（6例死於艾滋病，10例死於其他疾病），還有6例為女性異性戀者。研究發現，下丘腦前區存在4種特殊的神經元細胞，男性同性戀者的特殊神經元的體積是男性異性戀者的兩倍多，兩者之間具有顯著的差異，而男性同性戀者特殊神經元的體積與女性異性戀者之間沒有任何差異。該發現表明，特殊神經元在個體性取向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生物學意義。
我國學者胡少華、許毅等（2008）采用功能核磁共振（fMRI）的方法，對男性同性戀者在性刺激下被激活的大腦區域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男性同性戀和男性異性戀在性興奮時，均有中前額回、顳葉、中央後回、丘腦、腦島、小腦蚓、左緣上回、左楔前葉、枕葉、頂葉及小腦等區域被激活，而男性同性戀則還有左角回、左尾狀核及右蒼白球等區域被激活。
筆者1995年對60名男同性戀者進行了神經心理學方麵的研究，結果發現男性同性戀者在智能結構方麵與男性異性戀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而與女性異性戀者具有相當的相似性。男性同性戀者的智能結構趨向於語言和操作能力的平衡狀態，而男性異性戀者的智能優勢在於操作能力，而語言能力相對較弱。與此相反，女性異性戀者的智能優勢存在於語言能力中，而操作能力相對較弱。作者的研究發現，男性同性戀者在心理健康方麵存在一些問題。作者采用明尼蘇達多相人格調查表（MMPI）作為測驗工具，對60名男性同性戀者進行了心理健康狀態的調查。我們發現男性同性戀者在抑鬱、精神病態、男女性化、妄想、精神分裂和精神衰弱等6個項目上明顯得分較高。這反映出男性同性戀者的精神健康水平存在明顯下降的情狀。MMPI因子分析和比較中也表明，男性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較為低下。
但是，研究也發現，男性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與他們承受較大的社會壓力和精神壓力有關，研究並沒有發現明顯的精神病症狀。因此，我們在綜合自己和其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確切的資料不支持同性戀是疾病這種觀點。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在1973年投票決定從《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中刪除把同性戀作為精神疾病的條文。在1980年出版的《精神障礙論斷和統計手冊（第3版）》中隻列出“自我不和諧（張力不足）性同性戀”的診斷分類。這個概念是提供給那些同性性喚起和性偏愛伴有內源性衝突和緊張的人的。那些自我感覺和諧、良好，不求醫治的同性戀者不再被視為一種精神疾病。當然，世界各國的情況並非都是如此。中國在經過近20年充分討論、反複醞釀後發布《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2001），已與國際接軌，把同性戀排除於性心理障礙之外，認為他們屬於正常的變異，不再需要治療和醫學幫助。
極少數同性戀者對自己感到厭惡，甚至出現厭世、仇恨、自殺等危險心態。醫生應幫助他們減輕壓力，鼓勵他們正確看待和接受自己的性取向，而不是采取毫無效果、但過去常用的“厭惡療法”等治療措施去強行糾正它。這些治療會對患者造成新的身心傷害。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必定以一種更加寬容、更加平等、更為人道的態度處理好與同性戀者的關係，與他們友好相處。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隨著社會對同性戀的逐漸包容，同性戀者會有更寬鬆的生活空間，不再受到社會的歧視。
同性戀是一種自然存在的性取向，同異性戀一樣，隻是性取向中的一種。當前同性戀的尷尬境遇無疑是性發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礙。在社會文明進步的今天，我們應尊重每個人的尊嚴和性取向，正確、科學地對待身邊的同性戀群體。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同性戀者會被摘除“邊緣”的枷鎖，和大眾共享同一片藍天！
（許毅劉龍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