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的熱血青年和第一個扔板磚的——辛亥革命
一
當年甲午戰爭戰敗給中國的知識界帶來了巨大的震撼。當時的知識分子們極為痛苦，紛紛為中國尋找出路。他們中有一些人想到了“君主立憲”的道路，希望清政府能自己進行政治改革，走和日本一樣的道路。他們的代表就是康有為、梁啟超那群人。
但還有另一群知識分子，他們想到的辦法是用暴力徹底推翻清政府。把皇帝轟下台，在中國建立一個隻有議會，沒有君主的國家。這些立誌造反的知識分子，在當時被稱為“革命黨”，代表人物就是孫中山。
孫中山出身於普通農民家庭，在香港學習西醫，不久棄醫從政，立誌推翻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尚未結束的時候，孫中山就在海外建立了“興中會”。他在海外到處組織集會、公開演說，募集捐款，說服留洋學生加入“興中會”，用募集來的錢和學生在中國搞武裝起義。
然而“書生造反，十年不成”，孫中山家境貧困，自己隻是個普通的醫學生，他造反需要的錢，都是靠他用嘴說來的一筆筆捐款，既有大商人的慷慨解囊，也有普通老百姓的一毛兩毛。打仗是天底下最花錢的事，這點錢用來打仗，怎麼能夠呢？
孫中山也沒有軍隊，他用來起義的骨幹，都是他說服來的進步學生。進步學生統共能有幾個人？肯舍出命去打仗的就更少了。
孫中山鬧革命，實際是要錢沒錢，要人沒人。所以從甲午年一直到清朝滅亡前這十幾年裏，他一共在中國發動了10次武裝起義，全都以失敗告終。期間消耗了無數的金錢和人命。
但並不是說這些起義就毫無意義。孫中山的武裝鬥爭起到了很強大的宣傳效果，讓他在革命黨人中建立了極大的聲望。
到了載灃執政的時代，革命的時機終於成熟了。
這個時機成熟也和甲午戰爭有關。
很多民國時的革命人士回憶自己求知曆程的時候，都說是甲午戰爭改變了他們的思想。在甲午戰爭之前，他們對時政並不關心。當甲午戰敗的消息傳來後，他們大為震撼，開始苦苦思考中國為什麼會被小小的日本擊敗。他們那時大多隻有十歲出頭，讀書的時間不是很久，思想還沒有被儒學禁錮。他們開始從傳統的四書五經中抬起頭來，去學習西學、了解世界、追問中國落後的原因到底在哪裏。
後來清朝末年慈禧搞新政，是先從廢科舉、興新學入手。這麼做的道理很簡單：人才是萬事的根本。興新政無論做什麼都需要大批的新學人才，人才培養又需要時間，所以這事得最先幹。
於是，清政府開始鼓勵學生到國外留學，規定無論是公費還是自費留學，學成歸來後隻要能通過考核，就給予進士、舉人等出身。這幾個出身是那個時代當上官員、躋身上層社會的唯一機會，因此留學者趨之若鶩，尤其以最近的日本居多。當年那些被甲午戰敗震撼的十幾歲的孩子，到了這時剛好到了十七八歲、二十歲出頭的年紀，正是留學生的主力。他們在海外接受了更為開放的思想，很多人認同革命，甚至剪掉辮子，加入了革命黨。
等到載灃上台後，這些人大多學成歸來，而且多是二十多，快三十的年紀，正是精力最為旺盛、鬥誌最為昂揚的年齡。
當這一代知識分子成為社會中堅力量的時候，革命黨的活動也就到了最高潮。
二
晚清末年的革命團體有很多，影響最大的當屬孫中山的“興中會”。但遠不止“興中會”一家，另外還有黃興、宋教仁的“華興會”，蔡元培的“光複會”，陳獨秀的“嶽王會”等等，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局麵。
這些革命團體在各種政治、組織問題上並不統一，甚至分歧很大。但是當時的清廷太強大、革命團體太弱，為了能消滅共同的敵人，一些革命團體聯合起來。其中“興中會”、“華興會”和“光複會”的骨幹成員聯合在一起，組成了新的組織“同盟會”，領導者由孫中山為正、黃興為副。
如果用武俠小說裏的門派來打比喻的話，那麼“興中會”、“華興會”和“光複會”就相當於“華山派”、“衡山派”、“泰山派”。“同盟會”就相當於這幾大門派搞了個“五嶽聯盟”，公推孫中山為“五嶽盟主”，黃興為副盟主。
同盟會成立以後，聲勢更為浩大，對清廷的暴力行動更激烈，不僅起義不斷，還暗殺了不少清廷大臣。
當年慈禧派五大臣出國考察。“光複會”的吳樾（yuè）就混進五大臣乘坐的火車裏，引爆身上的炸彈炸死炸傷數十人，五大臣各有不同程度受傷。據說為了防止被捕後經不住拷打，吳樾在行刺前特意把自己弄成了啞巴。行刺事件後，慈禧立刻下令加高頤和園圍牆三尺，增派駐軍日夜巡邏。
載灃上台後，同盟會骨幹汪精衛曾經試圖刺殺過載灃。計劃在載灃將要經過的道路上埋設炸藥，由汪精衛引爆。結果事先埋好的炸藥被清廷發現，清廷順藤摸瓜把汪精衛等革命者抓進了監獄裏。汪精衛幹的這事兒，相當於是“陰謀刺殺國家最高領導人”，隻要是在有死刑的國家裏，那肯定就是一個死。那時的汪精衛還是個熱血青年，早有必死的決心，在獄中作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然而那時清廷已經是內外交困，出於收買人心的考慮，最後給汪精衛判了一個無期。不久辛亥革命爆發，清廷在壓力下宣布開放黨禁，汪精衛就被放出來了。
除了暴力活動外，同盟會還積極宣傳革命思想。同盟會通過不斷地起義、演講、辦報紙，把“隻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救中國”的思想深入到中上層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的心中。以至於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基層的威信已經不剩多少了。
到什麼程度呢？舉個例子，慈禧搞新政的時候，不是派了好多留學生出國嗎？這些留學生到了外國，被人嘲笑頭後的辮子是“豬尾巴”。留學生自己也覺得丟人，好多人一生氣就把辮子給剪了。但是回國要被朝廷抓，那怎麼辦呢？好些留學生回國的時候就買一條假辮子裝上。當時留學日本的魯迅就幹過這事，回國的時候自己裝了個假辮子。結果他回到家鄉後受到各種人的嘲笑。魯迅這人脾氣也大，又覺得假辮子戴著太難受了，一生氣，假辮子也不戴了，就這麼禿著腦袋走大馬路上，結果罵他的人更多了，走在路上都有人罵他“假洋鬼子”什麼的。
我要說的不是舊勢力可怕，我要說的是，魯迅回國那時候慈禧太後還沒死呢，結果他公然剪了辮子上街，竟然沒有人報官，也沒有官府來抓他。想當年清軍入關的時候，“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是最強硬的政策，為了個辮子問題殺了多少中國百姓，可到了這時候，公然剪了辮子也啥事沒有。這說明大清國的基層政府已經沒有執行力了，基層官員要麼心裏也對大清不滿，要麼就估摸著不定哪天就革命了，不肯為大清賣力。
執行力弱到如此地步的政府，離滅亡也就隻有一線之隔了。
更厲害的是，同盟會還派了很多成員加入新軍，在軍隊中宣傳革命思想。
現在的新軍同過去的清軍可不同了。清朝末年廢除科舉雖然給舊式知識分子留了一絲活路，但是科舉之路關閉得還是太快，還是有很多讀書人被堵上了出路。過去，讀書人無處可去的時候還可以去當教書先生。但是在新學製度下，要當老師必須先讀完六年小學和六年中學，舊書生連老師都當不成了。結果很多讀書人發現，參加新軍是一個不錯的出路，因為讀過書的軍人很容易被提拔成軍官。
於是很多讀書人參加了新軍。現在國家這個樣子，但凡是個讀過書、肯思考的人，都能感覺到清政府岌岌可危。革命黨人又特意在軍隊裏宣傳，最後導致不少新軍士兵都加入了革命黨。在有的軍隊中，革命黨甚至占了大多數。
湖北武昌的新軍就深受革命思想的影響。
為了提高戰鬥力，張之洞曾經在湖北辦了全國唯一一所軍內學校，供軍人學習文化知識。但那個時代，軍隊的高級官員多是上級委派的，受過教育的軍人一般隻能升到排長一級，很多中低級軍官空有知識卻沒有上升的渠道，這就在軍中滋生了不滿情緒。這些不滿現狀的知識型官兵和革命黨的宣傳正好碰到一起，不少人加入了革命黨。
武昌的革命黨實力不斷壯大，就開始醞釀起義。
在武昌的革命組織並不是孫中山的同盟會（五嶽聯盟），而是另外兩個革命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不屬於五嶽聯盟的昆侖派和崆峒派）。這兩個組織的領袖見到武昌革命軍的數量不斷擴大，又恰好遇到四川爆發“保路運動”，他們認為起義的時機已到。
順便說一下，這個“保路運動”又是怎麼回事呢？
“保路運動”是載灃另一個作死政策的結果。載灃不僅在內閣問題上收權，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他也希望收權，想要把各省的財政權和軍權都收回到朝廷手裏。這事原則上當然是對的，可這不是廢話麼——誰不想收回權力啊？你以為慈禧不想啊？之所以這兩項大權收不回去，是因為朝廷太弱，地方太強，沒能力收嘛。慈禧都幹不成的事，那載灃就更幹不成了。
載灃收回地方權力的命令自然受到各省督撫的抵製，沒人執行，他除了再次得罪地方實權派外，沒得到半點好處。但載灃還不肯罷休，他還要收回各地的鐵路權和采礦權，這又是個原則上無比正確，實際上會得罪地方的政策。
當時，已經有一些省份的鐵路采用商辦、民辦的方式開始建設。載灃提出的政策是，要求各地把已經收到的投資都退回去，投資人出了多少錢，你就把錢給人家補上，然後鐵路再由國家投資去幹，這鐵路就變成國家的了。這個方案原則上沒毛病，到了四川卻出問題了。
四川鐵路的股份中既有官商的巨額投資，還有相當的部分是靠強行攤派從普通百姓手裏硬收的，甚至有農民為此賣了土地。可是收上來的這麼一大筆款項，竟然被主持鐵路的人給貪汙了，錢也追不回來了，根本沒法給老百姓還。載灃這邊呢，既要堅持收回鐵路，卻不願意用國庫去為貪汙犯填補虧空。最終載灃宣布：朝廷不掏錢，但是鐵路必須交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