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師兄”們當上了國會議員——晚清新政
一
在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心理的舒適區”。說的是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一個讓人感到特別舒適、安全的區域，這個區域就好像是寒冬裏家中溫暖的被窩，人們輕易不願意離開。
舉個例子，不少男孩子在成長的過程裏，都經曆過這樣的心路曆程：
在青春期前和青春初期，也就是七八歲到十一二歲的時候，男孩子之間競爭的資本是體力和勇氣。哪個男孩子跑的最快，爬的最高，敢從最高的地方跳下來，他在同伴中的地位就最高。所以我們普遍覺得七八歲的男孩子特別“淘”，登高爬梯地總要去做危險的事，因為這種行為是他的“心理舒適區”，他通過這種行為得到了在同伴中的地位，也就在這種行為中得到了安全感。
進入了青春期後，男孩子開始對異性產生興趣，希望能吸引女生的注意力。可是這個時候男孩子還不知道該怎麼和女生相處，他們沿用過去的經驗，以為淘氣逞強是贏得女生注目的關鍵。所以我們看五六年級的男孩子，特別喜歡對著女生淘氣，喜歡捉弄女生，喜歡在女生麵前追跑打鬧。平時幾個男孩子自己玩還挺安靜的，如果這時候突然來了一個漂亮的女孩，這幾個男孩子立刻就跟打了雞血一樣，一會兒大聲叫一會兒大聲笑，一會兒你打我一會兒我打你。
假如這時你對他們說：“孩子，這樣追女孩子是不對的，你應該變得很成熟、很紳士，能體貼地考慮到女生的感受，還要保持適當的內斂、神秘，那樣才能贏得女生的喜歡。”這群十一二歲的孩子有可能聽不進去，因為“淘氣”是他們熟悉的心理舒適區，而“紳士”是他們從未涉足過的陌生領域。
男孩子什麼時候會發現淘氣這條路行不通呢？是在受到女生打擊的時候。某一天，當他看到女孩子對高年級的成熟男生表示仰慕之情，當他發現女孩子對自己上躥下跳的淘氣行為露出不屑的眼神，這時他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到了這個時候，他才發現自己的行為很不妥，他開始痛苦地反思，發現原來紳士的行為更有範，更吸引人。他開始改變自己，不再淘氣，進入了假裝深沉的中二時代。
這個從淘氣變成中二的變化，就是一個人在外在的壓力下，不得不逃離心理舒適區的過程。
一個社會也有自己的“心理舒適區”。因為一個社會要變革，就要支付巨大的變革成本。這個成本包括消滅既得利益者的武力鬥爭，包括建立新秩序的花費（比如建立新機關、培養新人才都要大筆花費），更包括新舊製度交替的時候給社會造成的暫時混亂。另外還有一項隱藏的風險成本：萬一變革的方向錯了怎麼辦？那可就連家底全賠光了，王莽就是前車之鑒呀。
對於在野的變革者，這些風險對於他來說問題不大，因為國家不是他的，毀掉了就毀掉了，就算虧了本虧的也不是他的（所以當權者常指責革命者隻知道破壞，不知道建設）。但是對於當權者來說，變革掉的都是他自己的東西，他就需要好好掂量掂量變革的成本和收益問題了。
具體來說，需要有兩個條件，才能促使當權者下決心改革：
第一個條件最關鍵，需要改革的利益大於改革的成本。因為當權者在這個社會裏已經是地位最高的人，吃香的喝辣的已經沒什麼追求了。而改革一旦失敗，最慘的後果是死無葬身之地（如王莽），所以一般的利益很難刺激當權者改革。一般情況下，這個“改革的利益”指的就是“不改革就死定了”。
第二個條件那就是改革的前景清晰可見。改革既然是一場風險巨大的豪賭，自然風險越低越好。假如之前已經有類似的國家進行了類似的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我們照著人家的樣子去改革，風險就比較很低，當權者也容易下決心。
我們照此來看義和團運動以後的晚清政局，第一個“不改革就死定了”百分百地滿足了：
前麵說過，一旦政府無法維持某個地區的秩序，它就失去了統治這個地區的合法性。而在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這兩件事裏，清廷既無法解決直隸地區的義和團問題，也無法阻止外敵入侵首都，連朝廷事後的存廢也隻憑洋人的一念之間，最後連首都的防衛也都讓給了外國人，那你還有什麼統治國家的合法性呢？
“東南互保”是地方省份給朝廷的重要信號，潛台詞是“朝廷你要是再治理不好國家，我們就不陪你玩下去了”。要不是李鴻章沒答應當總統，這大清現在都已經亡國了。
所以，現在的清廷必須立刻、馬上變強，否則就是死路一條。
二
早在西逃的路上，慈禧就下決心要改革。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半年後，《辛醜條約》還沒簽訂的時候，慈禧就以光緒的名義宣布要“預約變法”。向天下預告，我們要變法了。
但是到底該怎麼變呢？
一些不涉及政治權力的實務沒什麼可爭議的，直接就變，比如廢科舉、練新軍之類，都是康有為等曾經提過的。當年慈禧也都研究和認可了，現在都重新翻出來一一上馬，這沒什麼好猶豫的。
但涉及到上層政治權力的改革就麻煩了。麻煩的原因就是前麵說的風險問題，政治改革改成什麼樣？誰能保證咱改革的方向就是對的？
在八國聯軍入侵5年後，發生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幫助清廷下了這個決心。
作為列強，俄國和日本都努力擴張在亞洲的地盤。俄國在占領了我國的黑龍江和鬆花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的大片土地，又強行租借了旅順，下一步開始謀劃占領整個東三省。日本的戰略，則是在占領朝鮮半島以後，下一步占領東三省，再下一步吞並整個中國。所以俄國和日本在搶奪東三省這件事上發生了直接的衝突。
俄國看不上日本，在西方列強的眼裏，日本人也屬於黃皮膚的“劣等民族”，隻比清政府好一點點。以西方列強的武力，還打不過一個剛剛維新的亞洲小國嗎？
日本也知道己弱彼強，但日本人當時有一種思想，認為隨著地球被世界各國瓜分殆盡，總有一天亞洲各國要被西方列強全部吞並。為了抵擋未來西方人的進攻，日本人必須統治全亞洲，帶領亞洲各國同西方人決戰。而占領我國東三省又是統治亞洲必備的一步，因此日本人認為，這場同俄國搶奪東三省的戰爭是一場“不打贏我們就完蛋”的戰爭。就像當年同大清打甲午戰爭一樣，日本這次也是堵上了全國的本錢，要和俄國誓死一拚。
於是日俄兩國就在我國的領土和海洋上展開了一係列戰爭。結果無論是海戰還是陸戰，日軍都獲得了巨大的勝利。
這件事對清政府來說，首先是一個巨大的恥辱。東三省是大清的“龍興之地”，原本是連漢人都不許進入的最神聖的地方。如今兩個外國侵略者為了搶奪這塊土地公然開戰，清政府竟然隻能眼巴巴在一邊看著。這跟倆流氓為了搶潘金蓮在武大郎麵前開打，完全沒意識到人家老公還站在一邊兒呢有什麼區別？
當然，咱首都都丟了，京畿防衛都讓出去了，日俄戰爭的羞辱也算是虱子多了不咬吧。
另一大刺激，是日本的獲勝。
俄國是連英法都忌憚的西方強國，在戰爭打開之前，全世界都不看好日本。亞洲國家從來沒有正麵幹過歐洲列強的例子。日本獲勝後，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要知道日俄戰爭不是一場戰鬥，而是打了很多場。無論是海戰、是偷襲、還是拚火力“剛”正麵，日本全都獲勝。證明了日本的獲勝不是偶然，而是日本的實力的確超過了俄國。
我們今天總結日本的獲勝的原因，是從經濟到戰略思想、再到戰術指揮多方麵因素共同造就的。但當時那些關心政治改革的中國人，他們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兩國的政體上。當時俄國還是沙皇當道，采用的是君主製度，而日本是君主立憲製。很多中國人就認為，原本弱小的日本能戰勝強大的俄國，正說明君主立憲製度全麵優於君主製度。
日本的製度、文化與中國相近，之前國力比中國弱。日本采取了“君主立憲製”後卻能打敗強大的沙俄。那我們大清要是也如此改革，還不得一飛衝天？
日本戰勝俄國後，很多主張“君主立憲製”的國人都大受鼓舞，有一種“日本的今天就是我大清的明天”的感覺。而且就在俄國戰敗一個月後，俄國沙皇也在壓力下宣布施行君主立憲製度。到了這個時候，全世界的大國裏還實行君主獨裁製的就隻剩下大清國了。
這個形勢太明顯了：立憲是毫無爭議的大勢所趨。
就在俄國戰敗兩個月後，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奏請朝廷立憲。慈禧也大受時局震動，她派出五位大臣出國考察各個國家的政治製度。尤其以德國、英國和日本這三個當時的君主立憲製國家為考察重點。待五大臣考察回來後，對國外製度讚不絕口，清廷立刻向國內外宣布預備立憲，正式承諾咱們要改成君主立憲製了。
三
簡單地說，所謂“君主立憲製”，就是要在君主的統治之外，增加《憲法》和議會。君主的命令不能違反《憲法》和議會的決定。其中議會的議員又是從各地選舉上來的，皇帝不能左右。
說白了，這就是要皇室和地方實權派分享權力。同時全國的權貴都要受到法律的約束。
那麼，慈禧的立憲是不是實現了這一點呢？
在慈禧公布的立憲計劃《欽定憲法大綱》裏，規定未來的清政府采取君主立憲製。也就是把國家的權力一分為二，皇帝和國會（中央一級的議會稱為“國會”，）各擁有一部分權力。
那國會又是誰來掌握的呢？分兩步。
首先，先在各省內部選出省議員，建立各省的議會。
第二，由省議會推舉出中央議員。這些中央議員再加上一部分由皇帝欽定的皇族議員，一起組成國會。
在正式立憲之前，清政府先在各省建立了用來籌備立憲的機構，稱為“谘議局”，類似於省議會。這些谘議局裏選出的議員，都是各省的商人、鄉紳等地方實權派。
——也就是說，如果清政府將來實行憲政，不出意外，國會將會掌握在大商人、鄉紳、地方實權派的手裏。
國會光在地方實權派手裏還不夠，我們還得看看這個國會將從皇帝手裏分得哪些權力。
在現代國家裏，有4個權力最為重要。
首先，最重要的是軍權。
軍權最可怕，誰擁有軍權，誰就可以完全不聽國會和法律的命令，想幹嗎就幹嗎，進而依靠軍隊實行獨裁統治。把軍權交給任何一個單獨的部門，都可以使這個部門過於強大，所以在現代國家，軍權一般都打散了分散到各個部門的手裏。比如在美國，總統是三軍統帥，但是總統宣戰必須經過國會的同意。直接管理軍隊的國防部是一群和軍人沒有直接關係的文官。國防部再往下麵才是職業軍人，但職業軍人又不允許參與政治。再比如宋代，也是一大堆部門共同控製軍隊。
在《欽定憲法大綱》裏，軍權歸誰呢？歸皇帝一個人，國會不得幹涉。
下一項權力是“立法權”。
“立法權”就是製定法律的權力。這項權力也超級重要，因為現代國家是“依法治國”，做一切事情都以法律為準。所以法律的製定直接決定了各項國家政策。
比如，我們說過為了國家強大，應該建立一個平等的市場。可如果少數人擁有不受限製的立法權，他就可以破壞商業平等。比如說我是立法者，我發現對手公司的某種主要商品裏有一種原料對環境有些許害處，那我就可以以“保護環境”為理由，立法提高對這種原料的懲罰性稅收。如果對手公司依賴進口原料，我就可以以“保護國有經濟”為理由，提高關稅，增加進口原料的價格。甚至我可以通過一項“我的親朋好友經商免稅法”，那這市場上的普通商人誰都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