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國仇家恨加在一起，讓載灃一上台就想處理袁世凱。結果機靈的袁世凱看到風聲不對，立刻跑到了天津，由英國駐華公使親自為袁世凱說情，出麵保護袁世凱的生命安全。袁世凱在天津上奏折，以“足疾”為由辭去一切職務。載灃一看殺不成，也就順水推舟，接受了這個結果。
趕走袁世凱後，對於載灃來說最急迫的事是加快改革進程，盡快把大清變成現代化國家，否則亡國就在眼前了。
改革具體來講，還分實務和立憲兩部分。實務就是怎麼搞好經濟、搞好產業，立憲就是政治改革。這兩部分之前全都有慈禧製定過既定方針，似乎載灃隻要按照計劃老實執行就是了。然而載灃在這兩件事上，都犯了錯誤。
首先在實務部分，載灃遇到了經費不足的問題。
之前無數次的戰爭和賠款已經把清朝的國庫掏空了，更不用說《辛醜條約》還是根據大清的收入量身打造的。可是辦新政還處處都要錢，其中花費最大的，是建立軍隊。
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後，清政府終於發現按照舊式方法訓練的軍隊，雖然用上了新式武器還是戰鬥力不足。於是清廷決定按照袁世凱練北洋新軍的模式，在全國推廣新軍。這練新軍，就需要大筆的錢。除了陸軍，載灃還想在短時間內恢複海軍，在全世界到處買軍艦。我們說過，建立海軍是最花錢的事。新式陸軍還可以利用舊軍隊改編而成，武器還可以用舊式的湊合湊合，可海軍的軍艦都是實打實的一艘艘鋼鐵巨怪，是個十足燒錢的無底洞。
載灃著急訓練軍隊倒是情有可原，一方麵國內革命黨叛亂不斷，需要軍隊鎮壓。另一方麵俄國和日本一直圖謀瓜分中國，日俄戰爭都在東三省打起來了。如果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喪失國土就在眼前。
問題是，再緊迫的事也得看客觀條件啊。明明沒錢還非要投入巨資，最後隻能是對百姓層層加稅，一遍一遍橫征暴斂。當年康熙爺說“永不加賦”——沒錯，我們倒是不加“賦”了，我們加的是“捐”：老百姓買個菜也捐，喝個茶也捐，日常生活無處不捐。隨著稅賦逐漸超過人們的忍耐底線，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在不斷下降，現在對清政府來說已經不是保護不保護國土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繼續維持政權的問題了。
而且，清末新政還有一個經濟收入上的悖論。
傳統中國，為了在生產力很低的情況下管理龐大的國家，采用的是“小政府”模式。就是說，古代政府的規模很小，職能很少。我們今天覺得，維持社會治安、普及教育、救濟貧苦、消防救災、修建橋梁道路，這些社會基層的工作都應當由政府承擔。但是在古代中國，這些工作都是交給地方上的地主、豪強自己去做，政府不管——除非是遇到地主解決不了的大問題，如大規模洪澇災害，大股的土匪叛軍，政府才管。
古代官府管理的事務很少，好處是政府的花費小，百姓的稅收負擔也就小。因為在古代，行政效率超低，政府隨便辦點事情都要耗費大量的文案工作，快馬加鞭地往來數月傳遞文件。古代對官員的監管效率也低，政府每多幹一點事，中間就會多出好多貪腐的機會。所以盡量把政府的工作下放給地主和鄉紳，讓老百姓監督自己知根知底的同鄉人，這是效率最高的辦法。
但是工業時代的政府就不能這樣做了。在工業時代，國家沒辦法把老百姓一輩子都困在一個小村莊裏，因此不可能依靠村莊本地的鄉紳、族長去建立一個小型的公益社會。因為人口一旦隨意流動，人們就沒法判斷其他人是否為村莊盡了義務，鄉紳也不可能提供各種福利給流動往來的百姓。人口流動也導致鄉紳的家法、私刑對百姓失去了約束力。
這種情況下，政府就不得不把上述社會職能都擔負起來。政府要建立警察局、消防局、福利院、要提供低廉甚至免費的基礎教育。政府要做的事情多了，花費多了，對百姓的稅收也就增加了。
換句話說，在工業時代，“小政府”需要逐漸變成“大政府”。
問題是，工業國家的政府職能擴大是漸進的：因為這些國家商業發達在前，資本家們已經先有錢了。這些資本家掌握了議會以後，大家一商量，覺得由國家統一提供社會福利對全社會都有好處，這才一點一點從財政中撥出錢來，逐漸提供了這些職能。
現在清朝立憲是反過來的：清朝之所以立憲，是因為國家要完蛋了，沒錢了。原本就沒錢吧，結果為了一次性轉型，還要立刻擴大政府職能，還要增加政府的支出。在立憲前老百姓的負擔就已經到頭了，現在立憲還要多花錢，這老百姓能答應嗎？
就比如廢科舉，辦新學。這當然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原本的科舉教育是由鄉紳辦的福利，老師大都是些落魄不得誌的老書生，隨便給點錢一個人就能把學校辦起來。現在廢了科舉，私塾都取消了，政府得自己辦新學。所有的校舍、老師、教材、教具，都得重新籌辦，老師還得從稀有的新學人才裏找。這一大筆開銷鄉紳也不願意掏，就得政府掏。朝廷掏不出，就得逼著地方督撫掏。督撫不願意掏，就加征各種稅，各種“捐”，負擔又回到了鄉紳和普通老百姓的頭上。最後鄉紳和老百姓們一看——嘿，你這朝廷搞的什麼玩意兒啊，變革了半天，私塾先生都被你們趕走了，還要我們加倍掏錢，這國家哪裏變好了？
六
實務改革載灃搞不定，政治改革他更搞不定。
西方推翻君主專製的時候，最積極的是大商人、大工廠主，因為他們手上有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國家生產了巨額的財富，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政治地位。那些舊君主、舊貴族對國家的經濟貢獻很小，卻擁有各種特權，可以利用特權去掠奪商人們的財富。所以商人們一看，我實力明明比你強，我為啥要聽你的呀，就起來鬧革命，要求政治權力了。
清末立憲也是這種情況。
在搞立憲的人裏，有些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就是想讓國家富強，不再受外國的欺負，比如梁啟超。但更多的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盤算。比如慈禧搞立憲，目的是要讓“大清的統治千秋萬代繼續下去”，所以她搞的那個憲法大綱非常吝嗇地隻出讓了一點點皇權，她就像是個必須割舍財富的守財奴一樣，隻希望能用最小的代價換取皇位永固。
另一群搞立憲最積極的人是各省的漢人督撫，以及各地的大商人、鄉紳、地方實權派。他們的動機和歐洲那些搞立憲的大商人們類似：洋務運動這麼多年來，這些地方實權派已經成了為國家經濟貢獻最大的一群人。但是在君主獨裁的製度下，這些人的權益朝不保夕，隻要朝廷隨便一句話，他們就會財產充公、人頭落地，這種情況任誰都不樂意。而且八國聯軍的入侵還證明清政府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統治職能，對內不能富國強兵，對外不能抵禦外敵，作為實權派來說，誰願意被這麼一個無能的朝廷指揮，陪你一塊去送死呢？
所以這些地方實權人物對立憲的呼聲最高。他們希望通過國會的形式參與朝政，讓朝廷分出一部分權力給他們——你搞不定，那你下來換我上呀。所以在慈禧宣布計劃搞立憲後，各地的反響特別熱烈，立刻出現了很多立憲團體，寫文章、搞集會、搞聯名上書，支持立憲。當然，慈禧的那份立憲大綱是不怎麼樣，可這不還沒正式立憲麼？憲法還沒定，這就是還有機會嘛。
慈禧在的時候鎮得住場子，這些人還不敢鬧得太過分，等慈禧去世後，各地立憲派都鬧了起來。有的人擔心載灃未必會履行慈禧的立憲承諾，有的人早就對9年的期限不滿，認為得加快立憲的進程。一時間各地要求及早立憲、立刻立憲的呼聲越來越高。
其實在立憲上，載灃是按照慈禧原來宣布的9年計劃，老老實實執行著的。但是國內外各種立憲組織都等不及了，他們多次請願，要求朝廷在一年以內立刻召開國會。載灃一看，這立憲還哪兒都沒到哪兒呢，你們這不亂來麼？一律以“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又未劃一”為理由拒絕。
結果到了載灃掌權兩年後，各地的請願運動到達了高潮，19名督撫聯名致電軍機處，要求立即組織責任內閣，並於明年開設國會。還有什麼各地谘議局、教育會、商會，各種組織都強烈要求立刻開國會。
注意，這裏最重要的是那19名督撫，這實際上是地方大員集體跟朝廷叫板了：朝廷你聽著嘿，我們各省地方大員一致要求你立刻開國會。你要是不做……後果怎麼著你自己猜吧。
載灃這時候不妥協已經不行了，隻能答應縮短立憲期限。承諾在第二年，也就是1911年設立內閣，1913年設立國會。載灃倒不是說空話忽悠人，承諾完後，他很快就拿出一份每年都需要幹什麼的時間表來，還公布了當年的國家預算。
因為載灃的承諾，國內的壓力終於小了很多，大家一看不就還剩兩三年嘛，等等就等等吧。
結果1911年的內閣，就搞出事了。
“內閣”，就是中央政府裏負責實際工作的部門。內閣的主要成員是各部部長——教育部長啊，農業部長啊，文化部長啊，等等，再加上一個總理用來統籌工作（有的內閣不設總理）。議會是負責製定法律的，是負責為國家指示方向的，而具體一件件的國家大事，就由內閣開會商量著辦。用現代公司來打比方的話，議會有點像董事會，而內閣就是總經理和各部門經理。
載灃打算先建內閣後開國會的動機之一是，他認為民眾更關心的是減稅，但國家現在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陸軍和海軍。載灃擔心一旦成立國會，國會為了減稅，會停止陸海軍的建設。為了實現自己的建軍計劃，載灃希望先搞一個自己能控製的內閣，搶在國會成立之前把該做的事做完。
所以載灃建立的內閣，絕大多數都是“自己人”，各部部長都是原來的各部尚書——就是說，國家機構就是換了個新名字，其他什麼都沒變。連英國的《泰晤士報》都諷刺說，這樣的內閣和舊軍機處沒有什麼區別。這還不算，當年清政府為了滿漢團結，規定每個部都必須有一個滿族大臣和一個漢族大臣。那現在咱要搞政治改革了，沒有舊規矩那一套了，所以“滿大臣”、“漢大臣”的劃分也就沒有了。結果現在的13個內閣大臣，一共有8個滿洲貴族，1個蒙古人，隻有4個漢人。漢族大臣的數量反倒比過去更少了。
地方的實權派一聽，全都嘩然了。因為他們期待的內閣是英國模式：內閣總理由國會多數黨的黨魁（即黨的領袖）擔任，再由內閣總理去任免閣員。換句話說，將來誰控製了國會多數席位，內閣就是誰的。如果采用這樣的製度，那麼國家權力很容易就掌握在地方實權派的手裏。
可現在呢，載灃組織出一個“皇族內閣”來，和大家的期待完全相反。按照慣例，君主立憲製國家的皇族不能擔任重要職位，你得避嫌。但是載灃這個名單，卻把大權都收到皇族的手裏——可是各地歡迎立憲，就是為了要皇族交出政權呀，否則還立憲做什麼！
於是各地激烈抗議，可是這回載灃沒有退縮，還搬出《欽定憲法大綱》來，說任命百官的權力屬於君主，議會不得幹涉。
這個結果猶如一盆冷水，澆到各地實權派的頭上。朝廷把實權派最後一絲希望也給堵上了。那怎麼辦啊？
那軟的不行咱就來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