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公斷案？對不起臣妾做不到啊！——義和團運動（上）
一
清朝末年的曆史大事全都是大清國的“倒黴事”：要麼就是外國人如何如何來欺負我們了，要麼就是革命黨如何如何鬧革命。可是這些事件並不是均勻分布在時間軸上的，頭幾件事的間隔時間很長，越到後麵越短：
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間隔了14年；
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中間隔了34年。
這之間都隔了一輩人甚至兩三輩人，後麵的進程就加快了：
從甲午戰爭戰敗到戊戌變法，中間隻隔了3年；
從戊戌變法到八國聯軍入侵，中間是5年；
之後再過10年，清政府就滅亡了。
後麵這幾件事加在一起也就隻有18年。這18年裏，清廷出現一場又一場的動蕩，直到最後直接走向完蛋。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甲午戰爭是清朝走向崩盤的轉折點，甲午戰敗和巨額賠款把清政府的國力逼到了極限。再往後清政府的財政、執政能力都在不斷下降：政府能力越差，局勢就越爛；局勢一爛，稅收上不來，政府能力也就更差。最後束手無策，隻能眼看著矛盾一個接一個地爆發，把自己送到終點。
義和團運動，就是一場清政府無力阻止，甚至是無力控製的事件。
義和團運動的源頭，在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簽訂的《天津條約》。《天津條約》規定，外國傳教士可以進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這打開了基督教進入中國的大門。
中國老百姓對於宗教信仰這種事，很多人都是馬馬虎虎、稀鬆二五眼。也不管什麼佛教、道教的區別，大家說哪個神靈驗，咱就拜拜。朝廷要是禁止我拜呢，我就不拜，也就那麼回事兒。
歐洲人不同，歐洲傳統文化對宗教信仰特別虔誠，甚至很多人認為信仰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在晚清的中國，有不少狂熱的傳教士。
對於當年的外國人來說，在中國生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那時的駐華公使和其家屬對中國的描述中，時常可以看到“肮髒”、“惡臭”、“無法忍受”之類的描述。這還是在“首善之地”的北京，外國使館區還就在紫禁城邊兒上。全國最高檔的地段條件還這麼差，更何況是在普通鄉村。可是當時有很多西方傳教士不辭辛苦深入鄉村傳教，尤其是沿海省份，遍布傳教士的身影。
按理說，在中國傳教並不難，因為中國老百姓對宗教很寬容。中國人缺少“異教”的概念：在很多地方小廟裏，往往這邊供著一個觀音菩薩，那邊供著一個玉皇大帝，正門口還立著一關帝爺。老百姓都拜完了一出門，又給村口的狐大仙磕了三個頭，最後回到家裏再給家裏的灶王爺燒個香，一點兒都不衝突。因為這份寬容，外國宗教在中國向來暢通無阻，印度佛教就是最成功的例子，如今已經變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了。
但是，傳統中國人對於外來宗教也不是無條件地接受，要接受得還得有個大前提：這個宗教不能和儒家道德產生衝突。
這是因為儒家道德是傳統中國的治國之本，在統治者千百年孜孜不倦地努力下，儒家道德已經深入中國傳統百姓的骨髓。各路宗教主張什麼神神鬼鬼的都可以，但要一旦主張“不孝”，主張“男女平等”這種違背儒家道德的信條，那就麻煩了，馬上就不會有人信你了。所以我們今天熟悉的漢傳佛教，其實都經過了儒家道德的改造，和原本的印度佛教已經有很多不同了。
比如佛教講“眾生平等”，這個“眾生”當然也包括男女平等，父子平等。但是儒家不講眾生平等，儒家講的是“三綱五常”，講的是長幼尊卑。結果佛教到了中國後，就漸漸不敢講父子平等了，反倒在中國冒出了很多《父母恩重經》之類講孝道的經文。
再比如，佛教主張出家，要求僧人出家後和原來的家庭斷絕一切關係，這樣才能安心修行。但這又和儒家的“孝道”衝突了。所以後來的漢傳佛教就要求出家前必須先征得父母同意，也不禁止出家後繼續孝順父母。有些盡孝事跡突出的出家人，甚至還會被收入到《名僧錄》一類的著作裏，特別加以表彰。
隻有符合儒家道德的宗教，才能在舊中國生存下去。
基督教的問題在於，它極端排斥異教。《聖經》裏上帝宣布的“十誡”中，第一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第二誡還說：“不可作什麼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所以信奉了基督教後，什麼觀世音菩薩、玉皇大帝、關帝爺、財神爺、灶王爺、土地公公都不能再信了。這和中國人寬容的宗教觀是不符的。
更重要的是，儒家有個很重要的“祭祖”儀式。我們曾說過，中國古代沒有普及教育，儒家道德之所以能深入每一個百姓的心中，靠的就是婚喪嫁娶這些民間儀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祖。在祭祖活動裏，所有的家族成員要按照輩分、性別、遠支近支在固定位置站好、按照嚴格的順序行禮。這個過程是在強化每個人在宗族中的地位，把儒家的“長幼尊卑”靠儀式給固定下來。隻有固定了人跟人之間的位置次序，然後才能談得上“三綱五常”，才能談得上各種儒家道德。所以在舊中國，一個家族的祖墳、宗廟是最重要的建築，祭祖是最隆重的儀式。祭祖儀式搞不好，這個家族、這個村落的道德秩序就很難維持好。
可是基督教不允許信眾跪拜任何偶像，這個偶像連祖先的牌位也包括進去了。所以當時的中國人隻要加入了基督教，就不能再祭祖。這麼做就等於背叛了整個宗族，在當時屬於大逆不道。
除了祭祖外，婚禮、葬禮也是傳統社會強調儒家秩序的重要儀式，結果基督教也把這兩個儀式包攬過來，要求由牧師住持西式的婚禮和葬禮。另外，中國傳統農村的很多公共事務，如修廟、祭祀等大型活動都是由各家集資完成，加入了教會就意味著不能再參加這些公共活動，不再出錢，這也和傳統社會產生了矛盾。
這就是說，當時的百姓一旦加入了基督教，就等於和整個宗族、和傳統生活決裂了。
那正常情況下，誰還願意入教呢？
傳教的困難還不止這些。
二
西方人同中國人完全不同的相貌、語言和生活方式，也加大了傳教的難度。
你可能看過這樣的惡作劇視頻：
有個女生在半夜裏穿著白色的衣服，散開長頭發，用頭發遮住臉，站在陰暗的樓道裏。遇到有人路過，她就半低下頭，雙手下垂，慢慢朝人家走過去。視頻裏大部分路人都以為遇見了女鬼，被她嚇得半死（當然也有少數好漢打丫一頓）。
我們冷靜地想一下，其實這件事很奇怪：那些被嚇到的人，他們究竟看到了什麼？
他們隻是看到了一個披頭散發的白衣女人而已。這幅場景雖然很怪，但並不屬於超自然現象，並不能證明這個女子就是鬼，為什麼很多人第一反應就認為她是鬼，就嚇得要跑呢？
這是因為人類的思維方式有一個特點：在遇到不熟悉的事物時，會自動把它比附成自己熟悉的東西。
當我們毫無防備地在半夜裏遇到一個披頭散發的白衣女子時，大腦的第一反應是這個場景很古怪，第二個反應是立刻從記憶庫中尋找類似的舊記憶來解釋它。於是大腦找到了我們曾經看過的那些日式恐怖片，馬上判斷“媽呀這不就和我們看過的女鬼一樣嗎？這是女鬼！這是女鬼！”接著，大腦就調取記憶中關於“女鬼”的所有知識，鬼片中女鬼瞬間移動、張牙舞爪、肢體亂扭的恐怖景象馬上被調取出來，安到眼前這個女孩的身上。於是我們就會錯誤地以為，眼前這個女孩也會在下一秒裏突然張牙舞爪了。
對於古代的中國人來說，西方人高鼻梁、深眼眶、藍眼睛、白皮膚、黃頭發，說話嗚嚕哇啦，這是從沒見過的古怪樣子。在中國人記憶裏，與之最近的形象是什麼呢？正好是傳統文化中的小鬼。所以普通百姓很容易把西方人當成了真鬼，這才有了“洋鬼子”這個稱呼。
西方商人還好，因為商人就是想做買賣，他們平時賺錢占便宜，吃喝玩樂追姑娘，這些行為方式和中國商人是一樣的。
可是西方傳教士的行為就太古怪了，完全脫離了中國古代百姓的生活經驗。
比如傳教士在中國建立了很多孤兒院。一方麵是出於人道主義，一方麵也是為了傳教方便，因為孤兒可以從小接受教會的教育，很容易傳教。
可是這些孤兒院不僅收留一般的孤兒，還收留有殘疾的孩子，以及年齡較大的兒童。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當時的中國百姓看來，卻很難理解：中國傳統百姓收留孩子，多半是因為自己無子或者孩子太少，收留孩子為的是家族人丁興旺、有人能幹活、能盡孝。因此當時的百姓都願意收留身體健全的男孩子，而且最好是尚未能記事的幼童，讓他們一懂事就知道叫爸叫媽，當親兒子養。除了極其個別的大善人，很少有人會收留大齡兒童，更不可能收養殘疾兒童。
所以當時的中國百姓普遍不理解外國孤兒院的做法，認為外國人無利不起早，養孤兒要花那麼多錢，他們不可能白幹，那他們圖的是什麼呢？一個很“合理”的解釋是，他們收養大齡兒童是為了割取器官用來配藥，因為隻有大孩子的器官才長成了。外國人辦殘疾人學校，還收留盲童，這怎麼解釋呢？——這些盲人學校裏的中國學生，他們就是被洋人割下眼球的受害者呀！
基督教還有個儀式：信眾臨終時，要向教父懺悔，有時教父還會在臨終者的頭、手上塗抹聖油。這在中國百姓看來也太古怪了：每當信教者臨終，總有傳教士千裏迢迢地趕過來，在人家的身上比比劃劃，這都幹嗎呢？不明就裏的人就說了：這是傳教士來挖死者的眼睛。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有一年天津鬧瘟疫，外國傳教士開辦的孤兒院裏病死了很多孩子，屍體被草草埋到了附近的野地裏。有些屍體被野狗刨出啃咬，樣子慘不忍睹。有些中國百姓見到這些屍體，便認為這是外國人摘取兒童器官後拋棄的。正好當時又有人販子在拐賣小孩，兩件事合在一起，便坐實了“外國教士拐賣中國兒童摘取器官”的傳言。
於是群情激奮，當地百姓和外國人發生了激烈衝突，最終百姓們燒毀了法國領事館、孤兒院和數座教堂，打死了包括牧師、修女、婦女在內的20名外國人和幾十名給外國人工作的中國人。這是在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天津教案”。最後以清廷賠錢、懲辦當事百姓和官員、派使團道歉才算了結。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類似的謠言和衝突非常多。
引起謠言的還不止是收養兒童。
西方近代社會和傳統中國的另一大區別是西方更主張男女平等。
清代是中國曆史上等級關係最森嚴的朝代。什麼“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什麼守寡立個貞潔牌坊之類的，都是那時候特流行的事。有點身份的女子都不許拋頭露麵，平時也要穿著包裹嚴謹、不顯露身材的衣服，漢人女子還要裹小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