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失敗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人家變法了。人家本來是弱國，經過明治維新，立刻就打敗了你。
在這強大的刺激下，整個清廷上下都知道我們必須要變法，而且要快點變，不立刻變法就得亡國。甲午戰爭後，上層社會的風氣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我們還記得當年英國發動兩次鴉片戰爭，主要是為了打開清朝的國門，要求清廷開放口岸對外貿易。而到了甲午戰爭後，有些中國城市竟然選擇主動開放，主動邀請外國人來做生意。這就是因為很多官員的思想已經轉過來了，意識到開放對我們有好處。甚至連翁同龢這種超級清流派的口風都變了，也開始主張變法。
其中最著急的就是光緒皇帝，因為這個國家是他自個兒的。
光緒不到20歲就接掌國家，他年紀輕輕，恨不得國家立刻就能強大起來。可是他親政以後，剛體會了兩天君臨天下的感覺，就遇見了甲午戰爭，被人一巴掌直接抽到地下。天下是皇帝的私產，這巴掌別人還不覺得疼，但抽在他臉上可是火辣辣的。戰敗後光緒急了眼，立刻要求朝廷廣開言路，讓各級官員趕緊獻計獻策，都說說有什麼辦法能讓國家立刻富強起來。
剛開始，光緒還在各種建議中挑挑揀揀，猶豫不決，就在甲午戰爭結束兩年半以後，又出現了一個事件，加快了清廷變法的進程。
在西方幾個大國中，德皇野心最大。前麵說過，因為德國統一的時間最晚，附近沒什麼殖民地好搶了，所以把目光瞄到了中國的身上。再加上“海權論”的影響，德國高層特別希望能在中國占領一個優良的軍港，作為在亞洲擴張的海上基地。
很早的時候，德國就看上了我國山東省的膠州灣。“三國幹涉”後沒過幾個月，德國外交官就正式向清方提出要一處軍事港口。對此德國沒有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純粹就是厚著臉皮硬要，清廷當然不答應，李鴻章直接就給拒絕了。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強硬傲慢，認為對於中國這樣的“野蠻國家”用不著講理，使用武力教訓是最好的辦法。
甲午戰爭結束兩年半後，山東地區有兩名德國傳教士和當地百姓發生衝突，被中國百姓打死。德皇大喜過望，立刻命令德國艦隊出動。清廷方麵知道德國會借此生事，山東地方官立刻抓捕了40多名嫌疑犯，處死了其中2名“主犯”（可能是無辜的替罪羊）。但是德方根本不聽案件的處理結果，直接派兵占領了膠州灣。按照國際法，本國人在他國被殺，最多要求懲治凶手，絕沒有出兵的道理。德國這麼做，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清廷對此反應強烈，有的大臣力主開戰，但是高層普遍認為開戰肯定打不過——剛慘敗過日本，元氣還沒恢複呢，更不可能去打正牌的西方列強了。李鴻章寄希望於利用俄國同德國的矛盾，讓俄國出麵阻止此事。因為俄國也曾向清政府索要過膠州灣，清政府雖然沒有答應，但是允許俄國在冬天北方海港冰凍的時候，派軍艦到膠州灣來過冬。現在德國占了膠州灣，不就可以借用俄國的力量逼迫德國退兵了嗎？
可是，這就等於期待一個流氓保護自己免受另一個流氓的欺負，怎麼可能呢？俄國同德國早就私下裏達成協定，由德國占領膠州灣，俄國占領旅順和大連。清廷向俄國求援，俄國就借口對德國不滿，派出軍艦，然而這些軍艦卻開向了旅順港。俄國對大清說，你說好了借給我膠州灣，現在膠州灣被德國人占去了，怎麼辦呢，我隻好停到旅順去了。結果兩大國家就靠耍流氓的手段，一個占去了膠州灣，一個占去了旅順。
德國占領膠州灣事件給清廷很大的刺激。清廷最擔心的是這會打破列強在華利益的平衡，其他列強會援引“最惠國待遇”也在中國征地搶地。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在德國、俄國後麵，其他列強也一擁而上，英國占領威海衛，法國索要郵政經營權、鐵路修築權等等，都怕在華利益被其他國家先搶光了。在近代史上，這段時期被形象地稱為“瓜分狂潮”。
原先列強還隻是要錢，現在是直接要地，你一塊我一塊，眼看就要把中國分幹淨了。清政府預感到亡國就在眼前，慢慢悠悠地變革已經來不及了，必須要立刻、馬上變強大。
五
在這種情況下，翁同龢推薦的一位新科進士引起了光緒的注意。
這名新科進士叫做康有為，恰好在甲午戰爭戰敗那年考上了進士。康有為在考試中的名次並不高，考完後被分配到工部當候補官員。工部類似於今天的建設部，在中央各部中是最不重要的部門。而且當時人多官職少，候補的官員非常多，很多人候補了一輩子都當不上官。也就是說，康有為基本上沒有當官的希望了。
但是康有為這個人誌向很大，他自認為是孔子再世，有改天換地的才能。他沒有老老實實地等著上任，而是在北京發表各種著作、組織學會、進行演說、不停地給光緒皇帝上書。康有為的改革設計十分激進，主張從中央到地方，從法律、財政到人事、教育，進行全盤改革。而且康有為的言論十分有感染力。他善於言辭，動輒引用歐洲、日本諸國變法成功的例子，還處心積慮地考證出《論語》、《易》中早就有變法的主張。康有為對光緒聲稱，隻要按照他的方法去改革，隻需要三年時間“各省鐵路皆成，學堂皆立，學會皆開，工有新器，商有新學，地有餘利，民有餘饒”。十年後大功告成，“足以雪仇恥而威四裔不難矣”。
十年“雪仇恥而威四裔”，這許諾對於光緒來說太吸引人了。光緒是在洋務運動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從小就接觸西方文化，小的時候就有西方的玩具廠商為他量身定做玩具。所以光緒不像他的前輩那樣對西洋事務那麼抗拒，對於全麵變法這種事十分感興趣。
然而，康有為的建議其實大有問題。
康有為追求的是國家立刻改頭換麵，所以要實行的是快速、全麵的變法。用他的話說，叫“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可是變法就是要改變國家製度，要快速、全麵地變法，就等於要把國家的大部分舊製度全都推翻，再建立一套全新的製度。
這談何容易！
在講中國古代史的時候我們曾說，每一項國家製度的製定都來之不易。即便是再聰明的人不經過親身實踐，也很難判斷一個製度的效果怎麼樣。王莽是當時屈指可數的高材生，可他不知道照搬《周禮》是不行的；漢武帝雄才大略，也不知道徹底剿滅遊牧民族是得不償失；我們在明清看到的那一套成熟的政治製度，都是之前一千多年裏無數動亂、戰爭的慘痛教訓換來的。歐洲人也一樣，他們也不是神仙，也不知道什麼政策對國家最好。近代那些議會、憲法、保護私有財產之類的製度，也是經過好幾百年的磕碰、嚐試慢慢總結出來的。再厲害的天才，也不可能自己關屋裏一條條空想出來。
中日變法需要來快的，要在短時間裏建立一套新秩序，光靠自己想象不行，最好的辦法是從西方各國的製度中挑一個好的，照搬過來。細節願意改改就改改，但是大原則、根基都不能隨便亂動。如果一切光憑當事人腦子裏的空想（就像王莽），那最後指不定出什麼幺蛾子。
而且，最好還要到外國親自看、親身學。
為什麼呢？
因為一國的製度太複雜了，上到國家政體：有沒有議會，議會怎麼開，議員有多少人，怎麼選出來。下到各種瑣碎規定：一個縣需要幾個小學，國家郵局怎麼收費，哪些商品免稅哪些不許老百姓私營，這些事務太過繁雜，很難靠書本和報紙間接學會。
所以日本搞維新變法，是派了一大堆人到外國去學習考察，學成回來再指導國家。後來日本維新政府中的中堅力量，包括伊藤博文都有留洋經驗。另外日本還雇傭了很多外國顧問，時不時地叫來谘詢。
可是康有為不同，他在維新變法時沒有出過國，也沒有認真學習過外語。他是靠閱讀二三手的書籍了解外國事務。康有為給光緒的變法建議關係到國家事務的方方麵麵，部分模仿外國，部分卻靠自己的想象和中國傳統知識來腦補，所以很多製度看上去是西式的，其實似是而非，並不實際。比如他主張模仿西方大規模發行紙幣，但是沒有相應的保證金和發行計劃，這就很容易造成濫發紙幣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康有為沒出過國，光緒更沒出過國。光緒對於國外的了解，要靠下麵的臣子給他呈上來的書籍，或者閱讀報紙上的圖書廣告，再要辦事人員去購買，他的閱讀麵比康有為又窄了一層。而光緒的親信翁同龢原本就是頑固的清流派，是清廷裏最拒絕西洋事務的那批。
於是這麼一群人聚在一起，那是越聊越投機。光緒越看越覺得康有為的這套辦法實在是好，這些辦法一用，國家必須強啊。於是在甲午戰爭失敗三年後，光緒開始逐步重用康有為，準備施行新政。
結果就出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