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權製的特點是，地方同中央之間是上下級的關係，地方官都是中央直接委派的。地方官想要升職的唯一辦法是揣測朝廷的意思，聽朝廷的話。在這種製度下，地方上沒有率先改革的動力，保持穩定才是施政的首選。所以當這些省份被列強胖揍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哎呀媽呀惹禍了，這可不要告訴皇上，我們不如去勸夷人攻打其他省份，然後跟皇帝報告說夷人被我們打跑了好啦。”
分封製不同。在分封製下，地方和中央之間是競爭的關係。藩國是藩主的私產，藩主對藩國的內務有高度的自主權。而且藩和藩之間還是競爭的關係，哪一個藩的實力強，哪一個藩主在全國就更有話語權。這就形成了一個關於“社會製度”的開放性市場：各個社會製度在一個相對開放的市場裏競爭，哪一個製度能創造的國力大，哪一個製度就會勝出。
在這種製度下，最先接觸列強的薩、長兩藩，他們雖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是一看到列強的槍炮那麼好，第一反應是“這些武器要是咱也能搞來，打敗其他藩和幕府不就輕而易舉了嗎？”趕緊先學一學，別的回來再說。
分封製的另一個特點是中央朝廷對地方的管轄能力很弱，地方上想偷偷幹點事朝廷沒法管。在幕府還施行鎖國政策的時候，薩、長兩藩就偷偷派人到西方留學。這些人到了國外後深受震撼，瘋狂地學習西方知識，後來都成了維新事業的中堅力量。這在清政府那邊也是難以實現的。
在分封製下，薩、長有變法的動力和能力，率先引進了西方的武器、軍隊訓練方式，因此二藩才能擁足夠震懾全國的武力，足以擊敗幕府、各藩和中下層武士。也因為二藩提前派人留學西歐，開闊了眼界，看到了大清被淩辱的先例，有了“不在全國變法國家就會毀滅”的危機感，二藩中的維新人士才會願意把權力交給天皇和議會，努力建設一個模仿西方製度的近代國家，而不是貪圖一己私利，去當新的幕府。
還有，在分封製下，各藩主的升降不靠朝廷任命，所以也就不像清政府那樣存在地方對朝廷瞞報的情況。各地藩主相互獨立，挨打的藩主想瞞也瞞不住。這邊一被打，全國立刻都傳遍了列強天下無敵的消息。天皇、幕府、各地的領主、武士和知識分子，人人都清楚自己和列強之間的差距。這樣，維新思想才能克服千年的儒家文化，減小了變法阻力。
至於明治天皇本人的意願如何，那是非常次要的問題了。
除了以上的製度因素外，日本能維新成功還有很多無法複製的客觀原因。
首先，日本國土大小適中。
太小了國力不足，列強一口就把它吞並了，不會給它維新自強的機會。隻有國家足夠大、距離歐洲足夠遠，一國列強無法獨占它，需要有數個列強在其中競爭的時候，才會出現西方國家願意合作，積極借款，引進技術的情況。
但是日本的國土又不能太大。如果太大，像中國那樣有大量的內陸地區，就會出現沿海各省思想開放，內地各省思想封閉的情況。沿海的維新勢力無法統一國家，就會出現分裂和內戰。那樣國家就更亂套了，也談不上維新和自強。
還有一個客觀原因是，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商業就比中國繁榮。
日本被海包圍，近海運輸業發達，天生適合商業活動。當初在日本的戰國時代，豐臣秀吉就知道利用商業的力量。在爭奪天下的戰爭中，他曾經利用商人和對手打經濟戰，又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大阪城，靠優惠的政策吸引商人，獲得了巨額稅收。因為豐臣秀吉的影響，日本統治者很早就認識到商業的力量。在分封製下，各個藩主都不願意失去商人這支力量，所以不會像傳統中國那樣打壓商業。
豐臣秀吉之後就是德川幕府的時代了。德川幕府為了便於控製，規定武士作為常備軍必須離開自己的田地，常年住在城市裏。他們的生活費是來自於農村的“年貢”，年貢的主要形式是稻米。
這是個和傳統中國很不相同的製度。
舉個例子。在《紅樓夢》裏，賈府有自己的莊園，莊園每年要給賈府交租，交租的內容有個單子，您簡單掃一下就行：
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兔子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幹二十斤、榛鬆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幹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禦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幹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之銀共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姐兒頑意：活鹿兩對、活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
——就是說，中國農民給地主、貴族交的租金裏，除了銀子外，還有大量的實物，而且種類非常多，包括米、菜、肉、柴，甚至連寵物都有，基本上農業產品這一塊，賈府就不用再去購買了。這就是典型的自然經濟，需要什麼就自己生產，不特別依賴商業買賣。
但是日本規定武士收入隻能以稻米為主，那武士在分到稻米後，就必須把稻米兌換成錢，再用錢購買各種生活用品。這就給商人創造了巨大的利潤空間。在稻米收獲的季節，眾多武士急於出手稻米，商人趁機壓低稻米價格，從中謀取暴利。這些商人逐漸壯大，反倒成了武士階層的剝削者。
較為強大的商人階層成了維新運動的堅決支持者，這也是清政府不具備的條件。
另外，在德川幕府時代，日本還有個獨特的“寺子屋”製度。就是由寺院開辦的，麵向普通百姓的初等學校。這導致日本在維新之前，全國識字率已經在全球居前列。技術工人需要有一定的知識基礎，愛國主義需要初等學校的支持，日本的高識字率給維新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最後，從知識分子的思想上講，日本知識分子和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期待也不一樣。在過去幾千年裏，中國一直認為自己是世界第一，是全世界的模範。所以在遇到西方列強時，中國知識分子就很難接受現實，不願意相信我們在世界上已經排行末尾。日本不一樣，日本把自己定位成中國的萬年學生，自己要做點什麼事，都先看看海峽對麵的中國是怎麼辦的。所以當列強碾壓中國的時候，日本不會捂上自己的眼睛，而是充滿驚訝地看著這個萬年的老師被胖揍，再好好想想這是為什麼。這個老師被打了還不思進取，那學生就再換一個老師唄，這個心態轉變起來是比較容易的。
看了上麵的總結，我們不難發現，日本能維新成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上述一大堆因素裏，如果有一個不具備，有一個步驟沒成功，都有可能功虧一簣。而且之後的曆史也證明日本的維新是不穩定的：
議會製國家裏最危險的因素是軍隊。誰掌握了軍隊誰就可以擁有特權、踐踏法律，那各種國家製度也就毫無意義了。為了避免軍隊被私人占有，近代國家都會給軍隊極大的限製，要求軍人不能參與政治活動、不能參與黨派、不能有政治傾向，隻能無條件地聽從議會的決定。而且議會也不能隨便指揮軍隊，還要受憲法的約束，比如不能說一個黨派控製議會後，就投票命令軍隊去把其他黨派的人都抓起來。總之，任何人都不能隨意控製軍隊。
但日本不一樣，日本變法太快，中央政府在剛成立不久就要集中武力鎮壓舊勢力，需要最高效率地使用軍隊。所謂高效，就是軍隊事務不能由議會慢悠悠地吵架、扯皮來決定，得有一個人獨斷專行，一言九鼎地去控製軍隊。因此當時規定軍隊不聽命於議會，而是直接聽命於天皇（所以從那個時候起，日本的軍隊就稱為“皇軍”）。
可是，軍隊直接聽命於皇帝，並不等於皇帝就對軍隊有絕對的控製權。這個道理在講唐末和五代的時候就說過：皇帝本人並不能天天處理軍隊事務，總要把軍隊交給其他人管理。唐末皇帝把軍權交給了最信任的宦官，最後導致宦官專權，可以廢立皇帝。五代皇帝把軍權交給了禁軍首領，結果就是禁軍首領屢屢政變。
同樣，明治時的日本“皇軍”名義上聽從於天皇，最後變成了隻聽命於少數軍人。再加上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一連串勝利，讓日本誤以為不斷發動對外戰爭是富國強兵的唯一辦法，讓軍隊的勢力不斷抬頭。最終導致軍隊淩駕於政府之上，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
——我們這一大段的意思是說，以我們事後諸葛亮的觀點來看，日本的變法之路千難萬難，是根本沒法學的。
可是當時的清朝人並不知道這一點。
四
甲午戰敗給清朝帶來的震撼，要遠比兩次鴉片戰爭更厲害。
在甲午戰爭開戰之前，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以為日本是個萬年弱國，打贏是輕而易舉的事。結果這次輸得比兩次鴉片戰爭都慘，賠款數額是鴉片戰爭的近十倍。割地也不再是香港那麼個小荒島，而是偌大的台灣島，連清政府的“龍興之地”、近在京畿家門口的遼東半島都差一點要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