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國家不能靠腦補啊大哥——戊戌變法(上)(1 / 3)

治理國家不能靠腦補啊大哥——戊戌變法(上)

甲午戰爭是曆史用來給大清國打臉的。

日本和大清同樣是儒家製度,同樣都是閉關鎖國。日本比大清人口少,土地小,國力要差很多倍,原本是中國的萬年小弟,明治維新運動比洋務運動還要晚上七八年才開始。結果各方麵全部落後的日本竟然在短時間內變法成功,站起來把大清國按在地上隨便抽,要是沒列強在旁邊攔著,直接抽死都有可能。

我們很自然地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起步相同的兩個國家,日本就可以變法成功,中國就不可以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花點時間,講一下日本明治維新的過程。您可別嫌麻煩,因為日本的製度對清末的政局有深遠的影響。而且這還得從日本的古代史講起。

古代日本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從唐朝開始,日本在文化、製度上都高度模仿中國。那時,日本模仿中國建立了自己的皇權體係“天皇”。但和中國不同的是,日本皇室對地方的控製力很弱,無法像中國那樣建立政令統一的郡縣製,而是要把治理地方的任務委托給領主。換句話說,古代日本實行的是分封製,一個日本被分割成很多相對獨立的小國。就像唐朝把各地獨立的軍鎮稱為“藩鎮”一樣,日本把這些小國稱為“藩國”。

我們還記得,當年周朝采用的就是分封製,結果到了周朝末年各個諸侯國都不聽周王室的話,紛紛造反。類似的,到了中國南宋的時候,一些日本藩國實力變強大,它們也不聽天皇的話,互相征戰攻伐。最後,一個最強的領主用武力征服了全國。但是這種征服和秦始皇把六國都滅了不同,最強的藩國隻是讓其他藩國表示臣服,並沒有能力把這些小國都滅掉。

這個最強藩國的領主統治了日本,但是他沒有廢掉天皇,而是把天皇架空,尊為名義上的領導,自己以“征夷大將軍”的名義掌握全國實權。“征夷大將軍”死後,職位可以傳給自己的兒孫,所以這些“征夷大將軍”其實就是真正的日本皇帝,隻是缺一個名分而已。

古代日本的這種政治形態,稱為“幕府政治”:在中央,有一個掌握實權的強藩(即“幕府”)和一個被架空的天皇。在地方,有保持相對獨立性的藩國。

像中國改朝換代一樣,有時幕府也會被其他藩國攻滅,把“征夷大將軍”的職位拱手讓人。但是“幕府政治”的製度沒有改變,天皇也沒有被廢掉,隻是換了一個幕府統治。

這個幕府製度從南宋一直延續到清末。日本最後一代幕府將軍姓“德川”,所以被稱為“德川幕府”。

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敗給了列強,清廷自己沒有多深刻的反省,卻給日本人帶來了巨大的震撼。不久,列強的軍艦也來到了日本,在槍炮的威脅和大清的前車之鑒下,幕府被迫簽訂了和清朝類似的不平等條約,也答應了開放港口,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等條件。

古代日本同古代中國一樣,它的世界觀也是“儒家文明最偉大、越往周邊越蠻夷”。現在這些夷人來到我們的土地上肆虐,日本同清政府的第一反應一樣:必須幹回去!

幕府作為全國的領導者,抵禦外敵是它的職責——幕府將軍的全稱是“征夷大將軍”嘛,征討眾夷是他的本職工作。可是幕府看到清朝的前車之鑒,知道這些外國人太厲害,無論國內呼聲多高,就是不肯跟外國人開戰。

這時候,有兩個叫做“薩摩”和“長州”的藩國不幹了。這兩個藩國位於日本的西南角,在列強的入侵中處於第一線,受外國人的欺負最厲害。這兩個藩國一看幕府不去打外國人,行,那我們不用你了,我們自己打。兩藩主動跟列強開戰,突然襲擊了美國、荷蘭、英國的商船。

結果我們都能猜到:列強遇襲後,立刻用大炮朝著這兩藩的港口一頓亂轟。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兩藩隻能投降。

這裏,日本同清政府有了一個重要的區別。

太平天國運動前,清朝的權力都集中在朝廷手裏,地方督撫的權力很小。尤其是改變政治製度這種大事,就算是在太平天國運動後,地方督撫也不可能自己說了算。然而日本的地方領主相當於一個小國國王,在自己的領土內有極大的權力。而且在分封製下,各個藩國之間是互相競爭的關係,誰的實力強大誰就能壓過別人,所以各個藩國為了自強都會不惜一切代價。

在這個背景下,當薩、長兩藩被西方列強的武力洗禮後,他們改變了主意,決定同列強全麵合作,用西方的先進武器來強大自己。

薩、長兩藩同列強合作,軍事實力猛漲。在成長的過程裏,他們既恨外國人倚強淩弱,也恨幕府白白占據著統治者的位置,卻不擔負抵禦外敵的責任。而且兩藩原本就和幕府有矛盾,於是兩藩就公開提出要幕府下台,把權力還給天皇。

當時天皇雖然沒有實權,但是日本傳統觀念認為天皇是神不是人,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擁有相當大的聲望。二藩的主張是,幕府喪權辱國、不思自強,已經沒有資格再統治日本了。我們這些藩國應該重新輔佐日本天皇,在天皇的領導下把日本統一起來,一同對抗西方列強。

於是二藩和幕府之間發生了一係列戰爭。幕府和當時的清政府一樣,因為統治太久已經是江河日下,再加上其他一些強藩也不支持幕府。於是經過一係列戰爭,幕府將軍決定投降,把權力讓給了二藩和天皇。

這樣一來,薩、長兩藩就掌握了國家的權力。兩藩在同列強合作的過程中,已經在自己的領地內進行了初步的經濟、軍事改革,國力突飛猛進。兩藩中的很多人因此認識到,要想讓日本強大,打敗列強,最好的辦法是在全國範圍內學習西方的文化和製度,進行全麵改革。新上台的明治天皇隻有16歲,年紀輕輕的他也希望能來一次猛烈的改革,讓國家立刻崛起。

於是在兩藩實權派的主導下,明治政府打算在國內實行西式改革。

前麵曾說過,進入工業時代的關鍵是建立成熟的商業市場,建立市場的關鍵是取消特權階層。當時的日本還是分封製,各地還有很多藩國,藩國的國主都屬於特權階層。另外日本還存在武士製度,武士在日本也屬於特權階層,不事生產還能得到百姓的供養,甚至可以隨意砍殺下層百姓。

日本要進行維新改革,就要消滅掉這兩個特權階層。可是現在的中央政府是在兩藩扶植下建立起來的,連自己的軍隊都沒有,如何能打擊這些特權階層呢?

為此,薩、長兩藩中支持維新的政治家們促成了兩件事,第一是薩、長和另外兩藩率先帶頭,把本國的政權交還給政府,同時要求全國各個藩國都也都這麼做,讓國家統一起來。由於是最強大的藩國帶頭,其他各藩隻能同意。

第二,薩、長和另外一藩,主動交出一部分軍隊給政府,幫助政府建立自己的軍隊。

在這些努力下,國家權力逐漸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裏,維新派的政策才能推廣下去。中下層武士是舊製度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維新運動裏損失最大的人,他們不滿意維新,也反對新政府同外國人合作,因此他們爆發了一些叛亂,這些叛亂都被新建立的中央軍鎮壓下去。隨著新製度的展開,人們發現國家的確富強起來,政府的實力越來越強,維新也就逐漸暢通無阻了。

那麼我們回頭看,日本維新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明治維新以及後來清政府搞的維新變法,它們同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有個巨大的區別:

歐洲的革命是由下至上慢慢改變的,先出現了強大的商人階層,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之下,上層被迫去改革。

而中日的變法是從上至下的突然改變,當上層中有些官員、知識分子發現不立刻改革就要被列強瓜分,想要推動維新變法的時候,下層百姓還大多是舊社會的農民和鄉紳,他們還不懂得這些變革有什麼好處。

這樣一來,在變法中就會遇到一個強大的阻力:舊製度的既得利益者。

在歐洲的革命中,當革命爆發的時候,社會上有錢的人早都是大商人、大工廠主了,少數不靠工商業發財的舊貴族也成不了氣候,他們沒有力量阻止變法。在中日變法的時候,全國還停留在自然經濟時代,大部分有勢力的人還都靠的是舊製度發財得勢,他們當然不希望變法。要想變法,就得先把這些人消滅掉。

中日變法又要快搞不能慢來(慢就會被列強瓜分了),那麼唯一快速幹掉既得利益者的辦法,就隻有武力了。

所以,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在於維新派是如何掌握武力的。

明治維新時,日本武力最強的是薩、長兩藩,維新的骨幹都是這兩藩的中下層武士。是靠著他們的軍隊推翻了幕府,靠著他們的威脅讓各藩交出了權力,靠著他們的武力鎮壓了對維新不滿的武士的叛亂,維新才最終成功。

從這個角度看,明治維新的成功有很多偶然因素,是不可複製的。

首先,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分封製。